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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哈利·波特》与《西游记》作为颇受读者欢迎的两部魔幻童话，有着种种相同之处和相异之处，尤其是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哈利与孙悟空，其形象更是栩栩如生。本文试图从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两部著作的创作手法以及作品的宗教主题这三个角度比较分析了这两部魔幻童话。 20世纪末以来，一个骑着飞天扫帚，带着圆型眼镜，额头印着独特标志的文弱少年哈利·波特在全世界刮起了一股旋风。这部以魔法故事为中心的儿童题材系列小说重新激起了人们对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而在19世纪的中国明朝，就出现了一本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列为“神魔小说”的《西游记》。《西游记》是一部以唐僧玄奘取经为题材的神魔小说，其中孙悟空是《西游记》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典型人物之一。孙悟空与哈利·波特同样那么深入人心，本文试图从两个人物的形象分析入手对这两部魔幻小说进行分析比较。一、人物所处时代背景的比较哈利·波特所处的时代背景已经被架空，文中哈利· 波特主要的生活环境有两个：一个是哈利·波特寄居的德思礼姨父家的现实的世界，另一个是哈利学会魔法，成为有本领的人的魔法世界。文中大量的是对哈利所处的魔法世界的生活的描写，而对哈利的现实生活环境的描写，则主要集中在每册小说的前一两章以及每册的最后几页。通过哈利寄居的佩妮姨妈一家的生活环境，作者间接地点出小说发生于一个至少是20世纪的现代社会，书中已经出现了火车和汽车。小说中达力每年生日的时候，总会去游乐园，吃汉堡或看电影，有一年达力收到的礼物有 “一辆赛车、一台摄像机、一家遥控飞机、十六盘新出的电脑光盘和一台磁带录像机……”。但是作者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在哈利·波特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上，对于整部小说而言，重要的或者说吸引读者的是作者特意刻画出来的魔幻世界。中国的《西游记》是建立在非常真实的历史基础之上的。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僧离开长安，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过吐鲁蕃，历尽艰辛，到达天竺。在天竺他访学求教，其修养和学识得到了天竺佛教界的称赞，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长安［1］。在这一真实事件的基础上，作者吴承恩展开奇妙的构思与神奇的想象，讲述了唐僧出世，孙悟空大闹天宫，以及师徒四人西天取经途中的历险故事，除了孙悟空500年前大闹天宫，其他所有故事都是发生在同一时代背景之下的不同国度。作为神魔小说的《西游记》的主旨并不在于唐僧西天取经的各国风土人情，作者试图揭示的主要是师徒四人努力修行，求得“正果”的 “求仙成佛”之路［2］。二、创作及艺术表现手法之比较《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擅长写灵怪小说和唐传奇小说的传奇笔法的民族传统，并将之融为一体，形成了艺术形象神、兽、人三结合的艺术特征［3］。这一艺术特征在《西游记》的中心人物、第一主角孙悟空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孙悟空是《西游记》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典型人物之一。《西游记》中的魔幻表现主要是借助各种幻想出来的神魔本领及其法宝体现出来的。如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它忠奸善恶无迷惑的火眼金睛；甚至妖魔的“芭蕉扇”、“金钢琢”以及“定风丹”。除此之外，作者还神化了各种神魔的所处环境：孙悟空称“大王”的花果山水帘洞及罗刹女风光秀丽的翠云山芭蕉洞。神话人物、神话环境和各种神奇的魔法融合得如此和谐自然，这也构成了《西游记》浪漫主义的基本艺术特征。《哈利·波特》的结构整齐完美，这部系列小说每一辑都是主人公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学习且战胜伏地魔的一个回合，而且每一辑的开始几乎都是哈利在现实世界不开心的经历，最后也常常是他一个学期的结束，然后哈利又得回到现实社会他的姨母家期盼着再一次开学，于是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循环。英国和欧洲文学的神魔传统和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4］。女巫及其神秘的巫术常常成为文学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巨人以及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和《哈姆莱特》中的女巫和鬼魂以及19世纪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的神秘、荒诞的情节和故事比比皆是。《哈利·波特》在表现手法上体现了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的神魔传统与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哈利·波特》中专门的学习魔法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哈利的飞天扫帚、隐形衣、会送信的猫头鹰、可爱的小精灵、魔镜、咒语，甚至看守活板门的三头犬路威，其原型是希腊神话中的地狱犬，看守的是地狱之门，通过荒诞、变形、夸张的手法，作者创造出了一个超脱现实的无限生动的世界，这种时空错位同时也增强了小说的魔幻色彩。三、《西游记》与《哈利·波特》的宗教主题对比《西游记》的主题众说纷纭，有市民造反说、宗教杂乱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说等。吴承恩身处明代嘉靖年间，而《西游记》中所描绘的时代是唐朝，无论是《西游记》所描写的还是其所反映的宗教都是古代中国和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儒、释、道三教。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 ‘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5］。”神魔小说是指在儒、释、道三教同源下产生的，以神魔怪异为主要描写内容幻为艺术特质的白话章回体小说［6］。《西游记》受儒家《易经》影响极深，《易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个方面，有天庭，就有地狱；有如来，就有观音；有男相，就有女相。事物之间的联系都是有规律的，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五行有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西方为金、土、阳、雷、男，所以如来佛主丈六金身，有丹砂至宝，住灵山大雷音寺，现男相；东方为木、水、阴、潮、女，因此有南海观音呈杨柳妙相，有净瓶甘露，在南海上，住潮音洞，现女相。另一方面，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多处使用如心猿意马、金公木母、灵台方寸一类的道教方术方面的比喻性术语。道教在中国传统宗教史上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西游记》中很多回目都有金丹大道的名词术语，如：灵根、大道、妙理、元神、五行山、车迟修炼金丹大道相关的词汇。无论是从《西游记》的情节还是意识层面上来分析，都可以发现深刻的佛家教义，整部《西游记》就是一部佛门对佛家弟子精心设计的改造计划和行动方案，反映了佛家“劝化众生、普渡众生”的思想。每一个“邪”和“恶”都是他们要劝化的对象。唐僧一行西天取经的过程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佛法无边，慈悲为怀，济世就世、救苦救难的宗旨的弘扬和赞美。十几年前，英国女作家罗琳推出第一部《哈利·波特》后，该书迅速在英、美热销，而且红遍全球。从故事情节看，它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内容。但罗琳利用巧妙的构思、夸张的笔法和创新的意境，勾勒出了一幅幅引人入胜的画卷。虽说全书贯穿的同样是以善胜恶的传统主题，可部部情节不同，高潮迭起，迎合了大众尤其是孩子们的口味。这部反映哈利·波特成长成熟过程的系列小说是欧洲文明的神话渊源的传承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整体进步，神话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表现形式。布莱克曾说过：“《旧约》和《新约》是伟大的代码［7］” （诺思洛普·弗莱，1998：7）。《旧约》和《新约》中撒旦背叛上帝，与上帝争夺统治权。撒旦屡战屡败，转而诱惑圣子耶稣，利用美食、荣誉、学识权势等进行诱惑，但终告无效。最后撒旦甚至要进一步加害耶稣，但圣子耶稣最后获得了救赎，被圣父即上帝接到了天堂。在罗琳的《哈利·波特》中作者的主要故事情节也是在魔法界的一场夺权战争，黑魔法师伏地魔为了获得魔法界的绝对控制权，与正义人士展开了斗争。他网罗了一大批追随者，但是在挑战正义的过程中遇到了有良知的人士的反抗，其中就有哈利·波特的父母。他们在斗争中为伏地魔所害。最终，伏地魔遇到了他最大的障碍———哈利·波特（小哈利的身上被灌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即母爱），伏地魔数次失败，不断寻找机会，指望东山再起。在伏地魔的次次进攻中，逐渐长大成人的哈利最终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战胜了伏地魔。这样的故事采用了基督教的宇宙观，即天堂与地狱、日与月、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系统。作为西方集体无意识的一个符号系统的《圣经》给罗琳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模仿对象，作者创作本身也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毕竟《圣经》中的意象是人类整体的文化财富，是能够通过世代流传下来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型的共性，才引起了全世界对这部系列小说的广泛的欣赏。四、结语总之，无论是《西游记》还是《哈利·波特》，都是拥有大量读者群的魔幻小说。由于其中的人物、内容和思想意识这些主要因素发生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