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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江奈生·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发表的时间相隔两百多年,但这两部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位作家都对现实社会的阴暗面进行了批判,并描绘了与之相对照的理想社会。他们在作品中都用了虚构、夸张和讽刺等艺术手法。斯威夫特在创作《格列佛游记》的过程中,既借鉴了《乌托邦》,也发挥了自己的独创性。《乌托邦》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巨匠托马斯·莫尔的代表作。这部发表于1516年的作品以旅行家拉斐尔·希斯拉德和莫尔的对话形式构成,描绘了理想的人类社会,并完整体现了莫尔的思想体系。正因为如此,几个世纪以来,其影响主要是在人类思想史方面,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即滥觞于它。有关它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大都从政治理论上探讨其价值,而往往忽略它对文学的影响。但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讽刺艺术对莫尔身后的文学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尤其是对18世纪英国小说家江奈生·斯威夫特的影响最为显著。《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的代表作,发表于1726年。其经久不衰的魅力吸引了广大读者,成为英国文学的一朵奇葩。虽然《乌托邦》和《格列佛游记》发表的时间相隔两百多年,但如果对这两部作品作一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正如歌德所说:“各门艺术都有一种源流关系。每逢看到一位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吸取了前人的精华,就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 一《乌托邦》和《格列佛游记》的社会背景非常相似,都产生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历史时期。莫尔生活在都铎王朝初期,英王对外频频发动战争,妄图称霸世界,对内进行残暴统治,血腥镇压康瓦尔农民起义,用刑严酷, 杀人如麻。当时,由于羊毛可以带来高额利润,贵族豪绅将大片土地圈起来做牧场养羊。圈地运动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到处流浪,或饿死沟壑,或从事盗窃,以致受绞刑处死。举国一片哀号。莫尔非常同情劳苦大众的悲惨状况,他通过拉斐尔之口,对当时的英国社会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讽刺,“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致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②拉斐尔以平常的口气谈论羊吃人, 没有惊讶,没有愤慨。可是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在讽刺英国的富人,他们比过去更残暴, 变本加厉地剥削和压迫穷人。这不是羊吃人,而是人吃人。羊毛给富人带来了巨富,可广大农民却无以为生,沦为盗贼,尽管英王下令抓到盗窃犯一律绞死,可盗窃之风依然不绝。莫尔认为,以绞刑来制止盗窃是行不通的,对于除了盗窃外无路可走的人,无论用什么惩治办法,他还是要盗窃,而且,一个国家对盗窃犯和杀人犯用同样的刑罚会带来更可怕的恶果。当盗窃犯发现,盗窃受到的判刑与杀人受到的判刑一样时,这个简单的考虑就促使他把本来只想抢劫的对象索性杀掉, 这样可以杀人灭口,掩盖罪行,对他来说反而安全了。政府虽然用酷刑威吓盗窃犯,实际上却怂恿他杀害无辜。因此,最好的办法是, 给以谋生之道,“用法律规定,凡破坏农庄和乡村者须亲自加以恢复,或将其转交给愿意加以恢复并乐于从事建设的人。振兴农业, 恢复织布,让它成为光荣的职业,安插一大批有用的但闲着的人手。除非你们医治这些弊病,光是夸口你们如何执法惩办盗窃犯,那是无用的。这样的执法,表面好看,实则不公正,不收效。你们始而纵民为盗,继而充当办盗的人,你们干的事不正是这样吗?”③莫尔不仅对劳苦大众的悲惨处境表示同情,而且对英王草菅人命的暴政感到无比愤慨,一个人仅仅因为偷窃就得上绞架,这是很不公道的,“我认为,幸运能给我们的全部财富全都比不上人的性命的宝贵”,④以人为本,视生命高于一切,这体现了莫尔的人道主义思想。斯威夫特也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政治形势起伏不定的动荡时期。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妥协的产物,它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但由于统治阶级对外实行扩张政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涂炭生灵,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贫富悬殊愈演愈烈,富人声色犬马,纵情享乐,穷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只好靠乞讨、抢劫、偷窃等来谋生。“富人享受着穷人的劳动成果,而穷人和富人在数量上的比例是一千比一。因此我们大多数人民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⑤ 斯威夫特通过小说主人公格列佛的叙述,揭露了英王统治下民不聊生的情况。莫尔和斯威夫特不仅对下层劳苦大众的悲惨状况表示同情,而且痛恨朝廷的腐败,他们在书中对国王的昏庸和大臣们的谄谀进行了抨击。不同的是,莫尔用拉斐尔作代言人来揭露富人的本质;而斯威夫特则通过描述小人国的朝廷来影射现实社会的统治阶级。莫尔认为,君主的荣誉和安全在于人民的幸福,国王应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自己谋利益。可是现实却相反,英王亨利七世贪得无厌,聚敛财富,为公主的婚礼和皇太子的晋爵士礼向国会勒索一笔费用,莫尔当时已是声望卓著的议员,只因莫尔发言反对,亨利七世便向莫尔进行报复,把莫尔的父亲囚禁在伦敦塔里,并罚以巨款。大臣们则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为剥削老百姓寻找种种理论根据。他们臆造出一种理论,说国王从来不做不公道的事,因为国家的一切,包括老百姓在内,都是属于国王的。莫尔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将现今各地一切繁荣的国家反复考虑之后,我断言,我见到的无非是富人狼狈为奸, 盗用国家名义为自己谋利。”⑥在莫尔眼里, 不仅英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富人都是一丘之貉,利用国家机器压榨穷人。《格列佛游记》第一部描写了格列佛在小人国的经历。这个小人国有一套和英国社会一样的官僚体制,弥漫着阴谋诡计和党派倾轧。这些身高不满六英寸的小人因鞋跟高低而分党结派,勾心斗角,朝廷大臣为了讨好国王,不惜冒折断脖子的危险,在离地面十二英寸的一根绳子上表演跳高,谁跳得最高,谁就能获得晋升。在小说第三部里,斯威夫特揭露人们获取高官贵爵的方法是伪证、欺压、诈骗、迫使自己的妻女卖淫、出卖祖国和君王, 他甚至将“枢密院”比作“马桶”,“参议院”比作“一群鹅”,“财政部”比作“无底洞”,整个朝廷比作“臭水坑”。格列佛在巴尔尼巴比王国了解到,参议院开会时,每位议员入席前都要按病情服药,有“轻泻剂、泻利剂、去痰剂、清耳剂”等等,从这些药名看,斯威夫特无疑是在讽刺当时英国议会政治的肮脏、污秽,需要彻底清洗。当大人国国王听完格列佛对英国近百年的大事记的叙述后,指出这些大事不过是“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恶果”⑦这是斯威夫特对英国百年史所作的痛快淋漓、切中要害的揭露和讽刺。金钱是莫尔和斯威夫特涉及的另一大主题。金钱在人类历史上对商品交换、贸易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金钱在促进商品交换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灾难和不幸。许多著名作家都对它的负面作用口诛笔伐。巴尔扎克曾说过,任何伟大的艺术家也写不尽黄金底下的罪恶。⑧ 莎士比亚把黄金斥为人尽可夫的娼妇,诅咒黄金“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高贵。”⑨在《乌托邦》里, 我们看到国王为金钱对外发动战争,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大臣们为金钱尔谀我诈、颠倒黑白,贵族地主为金钱圈地牧羊,把成千上万的农民赶出家园,金钱侵蚀了国家的肌体,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莫尔认为,如果人们全凭金钱衡量一切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因此,在莫尔设计的理想王国里,实行财产公有,按需分配,不用付钱, 金银只按其本身性质使用,使用价值还不如铁。人们用金银制作手铐或脚链,甚至用金银来制作粪桶和尿盆,罪犯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以及一顶金冠,金器成了可鄙的标记,“在乌托邦,金钱既不使用,人们也就不贪金钱。这就砍掉多少烦恼啊!这就铲除了多少罪恶啊!谁不知道,金钱既然取消,欺骗、盗窃、抢劫、吵架、骚乱、喧闹、叛乱、暗杀、变节、放毒等虽然每天受到惩罚却只能施以打击而不能制止的罪行,就不发生了?谁又不知恐惧、焦虑、烦恼、辛苦的操作、不眠的通宵,也会随金钱的消失而消失?而且,贫穷似乎是仅仅缺乏金钱所造成,一旦金钱到处废除,贫穷也就马上减少以至消失了。”○10 同样,斯威夫特也意识到金钱的罪恶,它不仅使人性扭曲,而且使社会失去公正。斯威夫特模仿《乌托邦》,在《格列佛游记》里向人们描绘了一个没有金钱的理想社会———智马国,该国国民(即智马,也叫慧马因)不用金钱,因为一切产品平均分配,它们的头脑里没有金钱的概念。当格列佛谈到英国律师为了金钱而作伪证坑害人时,智马不明白人类要金钱干什么,格列佛向它解释,如果有了金钱,就可以买最漂亮的衣服,拥有华丽的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