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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的土地,享受美酒佳肴,还可以挑选最美丽的女性。因此人类天性就希望钱越多越好,越多越贪,永无止境。而智马国有一种叫“耶胡“的畜生,其状如人,天性贪婪、残暴, 非常喜欢一种闪亮的石头(即宝石),常常用爪子一连挖上好几天,把挖出来的宝石埋藏在窝里,有时耶胡之间为了争夺这种石头而互相残杀,发生激烈的战争。斯威夫特显然是用耶胡来讽刺人类对金钱的贪婪。莫尔和斯威夫特不仅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抨击,而且对人类自身的弱点——— 骄傲自大也给予了鞭苔。骄狂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恶习,它妨碍人类学习先进经验,阻止社会向前发展,因此,莫尔称骄狂是“一切祸害之王,一切祸害之母。”○11在斯威夫特眼里,人类的种种罪恶就已经馨竹难书,但是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人类的骄傲自大,目空一切, “如果‘耶胡’种仅仅有着生来就有的罪恶,我跟他们和睦相处也并不见得困难。我看见律师、扒手、上校、傻子、贵族、赌棍、政客、老鸨、医生、证人、教唆者、讼师、卖国贼等也并不生气。这都是合乎自然的事情。但是当我看到一个丑陋不堪的家伙,身上有病心里也有病, 却又骄傲不过,我马上就会失去耐心勃然大怒。我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这种动物和这种罪恶(骄傲)会搅在一起……我对这个问题谈得较多,为的是希望自己跟英国‘耶胡’相处时不至于感到不能忍受。所以我现在请求沾染着这种罪恶的人不要随便走到我的面前来。”○12斯威夫特借格列佛之口表达了对人类骄狂的深恶痛绝在对现实社会阴暗面和人性弱点的揭露上,《乌托邦》和《格列佛游记》有着惊人的一致,莫尔和斯威夫特都对统治阶级的残暴虚伪嫉恶如仇,毫不留情地撕下达官贵人的各种伪装,把掩盖在“太平盛世”外衣下的社会疽痈、毒瘤、罪恶、丑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就广度而言,《格列佛游记》比《乌托邦》揭露的社会问题更多,批判的范围更广。二莫尔和斯夫特并不满足于单纯地批判现实社会。在揭露和批判现实的基础上,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的社会理想,而手法都是虚构理想国度。莫尔在《乌托邦》的第二部里描绘了理想的人类社会,同第一部所描写的英国及欧洲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乌托邦王国里,没有党派斗争,没有尔谀我诈,没有贪婪、欺骗、和掠夺。社会财富为全民所有,没有贵族和地主,也没有穷人和乞丐,人人平等,没有剥削也没有压迫,除了少数经民主选举的官员从事管理工作外,人人都必须参加劳动以增加国家财富和改进人民衣食住行的生活状况,已经丧失劳动力的人和仍然从事劳动的人享受同样的待遇。人们不为吃饭问题操心,不为住房问题所困,无忧无虑,生活幸福, 每人一无所有,但每人又都富裕。乌托邦人非常重视教育,他们不但要求儿童和青年读书求知,还重视培养他们的品德,全社会都提倡公共道德、集体义务、正当娱乐,以形成良好的风气,人们不仅在物质上是幸福的,而且在精神上也是幸福的。乌托邦人认为,每个人只有当他给别人带来幸福或减轻别人的痛苦时,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只为自己不为他人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因此,在乌托邦王国里,助人为乐蔚然成风。拉斐尔在乌托邦王国生活了5年,如果不是因为要让外人知道这个新世界,他决不愿离开,他说“世上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民族和更幸福的国家。”○13 同样,斯威夫特写《格列佛游记》的主要目的是“使人变得更为聪明善良……改善人们的思想。”○14要达到这个目的,仅仅揭露和讽刺现实社会是不够的。为此,斯威夫特虚构了美好的理想社会,以表现他的理性主义思想和改革社会的主张,提供治疗社会弊病的药方。《格列佛游记》的第二部大人国和第四部智马国象征斯威夫特的理想社会。大人国国王是一位智慧无穷、才华卓越、受人民爱戴的开明君主,他凭理智、仁慈和公理来治理国家,他憎恶一切矫揉造作和阴谋诡计,一心为民谋利。他认为,“谁要能使本来只出产一串谷穗、一片草叶的土地长出两串谷穗、两片草叶来,谁就比所有的政客更有功于人类。”○15与现实中昏庸无能、追求虚荣、欺压百姓的国王相比,大人国国王无疑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君主。第四部描写格列佛在智马国的经历。智马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在这里,社会产品全民共享,如果某个地区缺少什么物资,其他地区踊跃捐助。智马之间人人平等,充满了友谊仁爱,它们崇尚理性,热爱真理,勤劳勇敢,忠诚爱国,与人类的腐化堕落相比,智马有许多美德,这使格列佛扩大了眼界,受到了感化。这里没有党争、污陷、欺骗,格列佛与智马相处一段时间后,身体健康,心理平静,他既用不着害怕朋友的背叛, 也用不着防备敌人的攻击,既不必使用贿赂和谄媚等手段去讨好大人物,也不必担心受骗上当。生活在这样美好的社会使格列佛乐不思蜀,再也不想回到英国了。“我到了这个国家还不到一年,就十分敬爱当地的居民,决心不再回到人类中来,决心跟这些可敬的慧马因在一起过一辈子,对它们的各种美德加以研究并付诸实践,在那儿我既没有坏榜样,也不会受到罪恶的引诱。”○16后来,由于智马认为格列佛是耶胡的同类,不允许留下,他不无遗憾地离开了智马国。《乌托邦》和《格列佛游记》的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的鲜明对照使我们看到,作者对现实社会所作的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批判,是为了突出正面的理想社会,使之显得尽善尽美。莫尔代表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而斯威夫特代表的是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两位作者都对现实社会的弊病有深刻的认识,并且开出各自的良方,试图治愈这些社会弊病。三如上所述,莫尔和斯威夫特都对现实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这体现了他们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他们把夸张和讽刺作为揭露社会黑暗的重要艺术武器,使人在发笑之余,掩卷深思,进一步认识到讽刺对象的丑恶本质。夸张手法是《乌托邦》和《格列佛游记》的一大特点。羊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本是温顺、驯服、胆小,圣经里把最听话、最安分守己的人称作“上帝的羔羊”。然而,在《乌托邦》第一部里,莫尔告诉人们,羊变了,它不再温顺,它变得凶蛮、贪婪,以至于吃人了。莫尔用“羊吃人”的夸张手法抨击当时的圈地运动,使人联想到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赶出家园, 饿死沟壑或沦为盗贼被绞死的悲惨景象。而造成这一切的罪恶根源是金钱,是富人对金钱的贪婪,莫尔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在《乌托邦》第二部里,莫尔没有说黄金毫无用处,而是强调乌托邦国民用黄金来制作手铐和便桶,这种夸张的手法更反衬出现实社会中金钱的肮脏和罪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使用夸张手法的地方俯拾即是。例如,他把小人国党派斗争的起因夸张为鞋跟高低十四分之一英寸的差别,把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的起因夸张为吃鸡蛋先打破大端还是先打破小端的争执, 把晋升官职的标准夸张为冒生命危险在绳子上比赛,看谁跳得高,等等。这些可笑可鄙的夸张情节使人联想到现实朝廷政治的腐败不堪和荒唐透顶。由于莫尔和斯威夫特的夸张描写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乌托邦》和《格列佛游记》分别是16世纪和18世纪英国社会的真实反映,虽然这些情节经过夸张艺术的处理,但不仅没有失去生活的真实感和可信度,反而使这些夸张描写更具有现实的生命力和极强的颠覆性。反讽是莫尔和斯威夫特擅长的另一个艺术手法。例如在《乌托邦》第一部里,拉斐尔谈到大臣们向国王献计,告诉国王如何欺榨老百姓以聚敛财富,并有法律可解释其所做所为的合法性。他们向国王阐述,老百姓越穷对国王越有利,因为贫穷可以带来社会稳定。现实恰好相反,贫穷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只有当老百姓生活富裕、安居乐业时,天下才会太平。显然,莫尔并不是在倡导统治者压榨老百姓,而是在用反语来讽刺国王的贪婪和大臣们的卑鄙。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里也用了反讽手法。例如,当大人国国王要求格列佛介绍英国的情况时,格列佛恨不能有罗马演说家西塞罗的口才,用最美丽的语言颂扬自己的伟大祖国。他把英国的山河地貌、典章制度、丰功伟绩一一向主人作了介绍:他称赞国王的贤明,说在他的治下国泰民安;褒扬议员的盛德,说他们德才兼备,是国家的栋梁;夸奖法官的方正,说他们为民除害;推许教士的圣洁,说他们是人民的精神领袖。然而,上述一切与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现实中的英王昏庸无能,在他的治下民不聊生;议员们接受贿赂,个个是国家的蛀虫;法官贪赃枉法,趋炎附势;教士虚妄猥琐,随波逐流。在小说结尾处格列佛谈到英国的殖民政策时说:“英国人在开辟殖民地这件事上所表现的智慧、小心和正义;在促进宗教、学术的发展方面所表现的充分才能都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典范。他们选派虔诚、干练的教士传布基督教义;他们审慎地把本国生活正派、廉洁的官员派去担任各殖民地的行政官吏;苦心孤诣在各地施行仁政,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委派的总督都是精力充沛、极为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