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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观念。美国著名政治家伊拉扎将公共责任观念表述为道德主义政治文化，他强调民主政府应建立在公共利益原则基础之上，他认为政治是人类追求完美社会的伟大行为之一，同时也在运用权力完善公共利益。因此，普通大众和政治家都将政治看作以公共利益概念为核心的公共行为，如果对公共利益和整个社会幸福是必要的，社会力量可以干涉私人行为。[20]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兼具个人主义与社会责任意识的双重精神。个人主义政治文化强调市场原则支配之下的民主秩序和个人利益不容侵犯，认为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们的需要，主张在保持正常的市场秩序运行前提下，把社会对私人行为的干预限制到最小程度。托克维尔曾经担心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里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认为人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断索取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解决办法是通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使公民克服个人主义的过分要求，所以各州活跃的公民组织是美国民主的关键。在这种环境之下可培养人们关心公共利益的心态，潜在的公共意识和责任意识可以由此得到发挥。[21]托克维尔忽略了美国价值中公共责任观念的存在，公共责任虽然与个人主义是相对的，但并不是绝对对立关系，而是彼此补充、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公共责任意识对个人主义观念的制约和平衡，才弥补了个人主义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两者的对立与契合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五）不信任政府思想公众适度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和核心价值之一，也是民主的一种健康的表现。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曾将政府比作“利维坦”，也就是庞大的恶兽。他的这一思想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美国思想家潘恩认为，政府是由人们的邪恶产生的，它制止人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人们的幸福。对社会来说，政府仅仅是一种“必要的恶”。因此，潘恩认为不能给予政府过多的权力，否则便有侵害社会及人们的权利和自由的可能。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既能造福于全体公民，又不会侵害公民和社会权利的政府。基于掌权者更易于谋取更大的私利的认识和对政府、官员不信任的思想，美国人认为，政府和政客属于最不能相信的团体之一。为防范政府权力范围无限制地扩张，人们只能把政府当作异己的力量加以怀疑、柔化、限制，甚至反对。所以在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处处体现出了对政府的设防。从美国政府与宪法的关系中，可以明显地体会到这种思想。正如潘恩所说，人民在结成社会后，创立的第一个东西不是政府，而是宪法。宪法是一种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因为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宪法产生出政府后，政府只能按宪法的规定去行使自己的权力，否则就会变成专制政府。[22]对政府不信任的思想，是有限政府理论的雏形。二、美国政治文化对利益集团行为的影响美国的政治文化对利益集团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利益集团提出利益诉求、影响政府决策提供了行为的观念和方式基础，引导和控制着其行为的方向，同时又提供了系统的价值结构和系统的理性思维结构，从而保证了利益集团内部机构和组织行为的延续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是美国政治文化的转移、复制和表达。美国文化史学家卡罗莱娜·韦尔认为：“文化范式对个人形成制约，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设想以及观察和思考的工具，确定了他们的生活框架。文化决定制度的形式，决定将被发展的个性类型和被认可的行为类型。”[23]美国政治文化的具体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培育了利益集团的权利本位意识。这种意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民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二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从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则保障公民当家做主地位的绝对实现；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政府权力的设定是为了公民权利更好地行使和实现，权力的运行以创设权利和保障权利为目的，权力必须始终满足权利的要求和主张，并接受权利的制约和监督。这种意识使利益集团及其参与者便于建构自己的身份或认同，明确思维方式、价值偏好、利益决定和行为选择。这种实用主义的哲学态度决定了美国人把游说更多地看作是人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不得不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且他们把自己具有独立的主见和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看作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情，这种权利是永远也不能被剥夺的，除非美国人脱胎换骨，蜕变形成另外一种文化心理。第二，激发了利益集团积极参与的政治行为。参与意识是政治文化的核心精神，它建立在权利本位意识基础之上。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分为参与型、依附型和地域型等三种基本类型。他认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特点表现在，它存在于高度发达的政治社会中，人们积极参与政治、极其自觉地关注其权利和职责，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和效能感，个人不仅参与政治输入，而且还积极地参与输入结构和输出结构的过程。美国的政治文化符合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特征，这种文化适合于保持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过程。美国利益集团的参与行为具有“间歇和潜在的”的特点，这是使民主正常运作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特点从总统选举公众参与率上可以明显地得到反映。在美国这样一个号称非常民主，甚至经常将自己的民主经验向世界积极推广的国家，公众对总统选举的参与率并不高。以1932-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公众参与率为例，平均公众参与率为56.13%，最高为1960年的62.8%，最低为1988年的50.1%。（见下表）有的学者认为，民主的政治文化并不总是需要高投票率，它需要的是一种态度，一旦被唤醒人们就会参与的态度——投票、付出时间和金钱，组织团体，举行巡回请愿——民选的官员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正是人民的态度，而非实际的参与，使民主的政治文化成为可能。[24]这种观点可能非常准确、客观地反映了美国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利益集团参与行为的影响。美国总统选举公众参与率（1932-2000年）年份选民人数（百万）投票人数（百万）选民投票率（%）1932 75.8 39.7 52.41936 80.2 45.6 56.01940 84.7 49.9 58.91944 85.7 48.0 56.01948 95.6 48.8 51.11952 99.9 61.6 61.61956 104.5 62.0 59.31960 109.7 68.8 62.81964 114.1 70.6 61.91968 120.3 73.2 60.91972 140.8 77.6 55.11976 152.3 81.6 53.61980 164.6 86.5 52.61984 174.5 92.7 53.11988 182.8 91.6 50.11992 187.0 104.6 55.91996 193.7 105.0 54.22000 202.6 111.0 54.8备注平均投票率56.13%，最高62.8%，最低50.1%。资料来源：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第三，塑造了利益集团妥协与谈判的品格。美国的政治文化是在多元文化的不断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多元文化的相互吸收、借鉴、融合必然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独特的政治文化塑造了利益集团妥协与谈判的品格和实用主义的处世哲学。作为对政治文化塑造的反映，美国几乎每个政治制度的确立和政府决策都是妥协的结果。在宪法的确立过程中，参与立宪的利益（或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倾向迫使美国社会中的各利益集团之间始终就各自利益的定义和定位进行着一种多层次、多方位和连续不断的谈判。谈判的过程也就是美国宪法循序渐进、调整改革、追求现实的完善的历史过程。同时，立宪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宪法也必然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由此可见，美国宪政体制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是一种“谈判”的关系，不同的政治力量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着一种“有得有失”或“得失并存”式的协商或讨价还价，目的在于避免任何一方全赢或全输。[25]美国政治文化对利益集团妥协与谈判品格的塑造在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选举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本质特点，美国的政治文化塑造了“向选民负责”的理念。定期的、公正的选举“不仅给民主灌注了理智，而且也给民主政治注入了活力”。[26]选举政治的游戏规则表明：为了赢得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支持及选举，不同的利益集团必须不断扩充政治资源，强化吸引力。但在选民背景和利益变得愈加多元的情况下，要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符合绝大多数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