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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舍的《二马》与钱钟书的《围城》，是两部具有可比性的文学作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中的糟粕都持批判态度，但老舍的批评中又有着认同，否定的同时又有着肯定，而钱钟书则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及中西文化的荒谬结合进行分析和批判。两部作品中所体现的批判角度和侧重点的差异，是为了表达不同的思想内涵。 1924年老舍远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然后开始创作，先后完成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小说。其中《二马》独特的艺术构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充分地反映了老舍的文化观念，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新颖视角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卓然不群。相隔11年后，钱钟书也赴英留学，于1944年动笔写了《围城》。在《围城》所构筑的文学世界里渗透了钱钟书独特的文化立场，作者以留学归国的方鸿渐为主要例证，从他的爱情、婚姻遭遇和坎坷仕途中透视出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的荒谬结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以及中西文化的错误结合进行了透辟的分析和辛辣的批判。老舍与钱钟书都有着异国漂泊的经历，两位又都是十分注重文化比较和探索的作家，但在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批判的角度和侧重点上，《二马》与《围城》有着显著的不同。老舍和钱钟书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给予了批判，也清醒地意识到中西文化冲突给现代人带来的困惑，并对西方文化入侵所促成的传统文化的转型，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但《二马》中老舍在批判西方文化的弊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的同时，对于其中好的方面，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西方民族里不仅有歧视、傲慢和偏见，也有自己的进步之处，有值得外国外民族学习的地方。老舍用赞扬的态度去看待和欣赏西方民族的过人之处，并将这些现象和自己的国家作比较，用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心态去评价西方文明的精华，并希望国人能学以致用。而钱钟书的《围城》则把笔墨更多地放在展现中西两种文化冲击下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性弱点和困惑上，将矛头直指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西方开化文明冲击的知识分子，剖析传统文化和西洋文明在他们身上错误结合的困境，挖掘出他们身上旧的精神垃圾。一、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下，老舍对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揭示，对落后的国民性无情批判，但由于老舍本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润多年，新文化的冲击及他在国外几年的亲身体验，又使他对中西文化都有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他向往西方文明现代化的一面，但又忍不住带有一丝怀疑和调侃；他批判传统文化，但又流露出对传统理想生活的追怀与迷恋。他的早期作品《二马》描述的是老马、小马父子二人离开故土，来到英国伦敦的生活经历。根据老舍的自述，《二马》是根据他在国外游历的四五年中慢慢积累下来的素材创作而成的。当时的老舍已经对中西文化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优点和缺点。在反思中国伦理文化时，他没有一概抹杀中国伦理文化的长处，也没有回避英国伦理文化的缺点，而是充分展示了中国人待人热情、富有侠义精神的优点，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英国伦理文化中狭隘的岛国观念和狂妄的殖民意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博采中西伦理文化之长重建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主张。在《二马》中，老舍客观审视了大英帝国对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排外情绪，毫无保留地暴露了20年代整个英国的种种民族歧视与偏见，“当时的英国，虽然在本国范围内政治和法律上的民主平等观念已经确立，但对于其他民族，许多英国人却存在着严重的殖民意识和种族观念。他们瞧不起一切有色人种，认为其他民族的人都应向他们俯首称臣”[1](P116)。马威打了伊牧师的儿子保罗，虽然伊太太很生气：“你们敢动手打架！”“马威敢打保罗！”但真正使她恼火的原因并非打架本身，因为“伊太太虽然爱儿子，可是她决不会因为儿子受了一点浮伤就这么生气，她动了怒，完全是因为马威———一个中国孩子———敢和保罗打架。一个英国人睁开眼，他，或是她，看世界都在脚下：香港、印度、埃及、非洲，……都是他，或是她的属地。他不但自己要骄傲，他也要别的民族承认他们自己确乎是比英国人低下多少多少倍”[2](P206)。这几句话充分显示了英国民族的自傲情绪和狭隘的民族偏见。但老舍凭着敏锐的目光和若谷的胸襟也对英国文化中优秀的方面给予了肯定，他毫无保留地称赞英国人的公德意识。当书中描写到老马醉卧街头，温都姑娘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时，李子荣发了这样一番议论：“中国人见了别人有危险，是躲得越远越好，因为我们的教育是一种独善其身的！外国人见了别人遇难，是拼命去救的……我们以为看见一个人在地上躺着，而不去管，满可以讲得下去；外国人不这么想。他们的道德是社会的，群众的。这一点，中国人应当学鬼子！”[2](P137~138)老舍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不足，想借英国文化这块“他山之石”来提醒和激励我们自己，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希望博采西方之长的愿望。在《二马》中，老舍不仅毫不客气地将西方文化中的瑕疵揭示了出来，同时也借老马这个形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进行批判。老马是中国老一代国民的代表，处处讲究体面和礼仪，奉行“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在强悍的物质文明面前，他显得卑躬屈膝；在背后，则奉行盲目的“爱国主义”。既不乏深入骨髓的等级观念和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又有着近乎痴迷的做官企盼和执迷不悟的闲适追求，在他的身上充分显现出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但另一方面，老舍也赞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闪光点，这一点从另一典型人物李子荣身上不难发现。他待人热情、侠肝义胆，“当马家铺子有危难时，他挺身而出，精心安排，使马氏父子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表现出他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肝义胆。李子荣在英国生活得很苦，每月仅靠几英磅的伙食费维持生命。但他不忘自己来英国的使命，仍然卧薪尝胆地一面打工，一面学习。他的这种侠义精神和‘以自苦为极’的生活态度使我们依稀又看到当年墨家学派师徒们的活动身影”[3](P19-20)。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德，他一扫老一代中国人萎靡懒散和敷衍虚妄的旧习气，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老舍塑造的人物长廊中，是老舍长期酝酿的形象，更能体现作者的理想。再看《二马》中作者理想的西方人物———凯瑟琳，她热情大方，具有独立的思想和生活追求，老舍在文中“再三强调她的‘沉静’、‘从容’，一厢情愿的给她加上了一点‘东方妇女的静美’”[4](P225)，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老舍的情感取向。二、钱钟书与老舍不同，他主要通过对书中那些新式的知识分子、留学生心态的刻画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同时批评的还有新文化。他认为新文化有很多弊病，特别是那些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方鸿渐就是一个盲目照搬西方文化的典型人物，他出身江南乡绅之家，饱读经书，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留欧四年，到过英、法、德三国，深受西方文明浸染。在书中，钱钟书批判了对传统文化看不起、对西洋文明盲目崇拜，却又留恋前者模仿后者没有主心骨的方鸿渐。传统文化加上西洋文明在方鸿渐的身上结合后形成一种很慵懒的性格，他不想做事，喜欢得过且过，自我安慰。他看不起传统文化，却又非常留恋，所以他的心态实际上是中西文化冲突所产生的那种矛盾的无所依恃的心态。他学的虽是中国文学，但仍需外国招牌，在学术界眼中西方的认可俨然成了中国文化的验证书。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对西洋文明似懂非懂，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又转中国文学系，却没有一样真本事。浸润过西洋文明生活与文化教育的方鸿渐，自恃留学生的头衔，仰仗西洋文明的皮毛，摆出一副知识分子清高的面孔来掩盖内心的虚无和惶恐，实际上却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了二十年却无所专长，受西方开化文明冲击却只学皮毛的一无所成者。在方鸿渐的身上揭示了一种文化现象：传统文化加上西洋文明，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只得到了糟粕的结合，而没有精华的存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也因此不会得到完美的融合，只能更加激起矛盾，从而导致了方鸿渐等新旧混杂的狼狈相。受传统文化和西洋文明双重熏陶的新式知识分子对待爱情唯唯诺诺的表现，恰恰是中西文化合璧的典型。在爱情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与西洋文明的开放两种态度交汇在方鸿渐的身上，相互碰撞中既溶解又排斥，他的才疏学浅和自作聪明使他无法领悟两种文明的真谛更不能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只能游走于表面的文化外衣之上。“在他眼中，牛奶、咖啡、面包便是西方，文言文、线装书便是东方。他遇到浑身散发着西洋气息的鲍小姐便显露出开化堕落的一面，遇到中国传统淑女唐晓芙又表现出了款款绅士的风度。而其自身并不具备明确的爱情观，两种文明的皮毛遮蔽了他的耳目，混淆了他的视听，相互冲击使他不知该如何选择，从而丧失了独立的审美能力，徘徊在中西文化的边缘之地，只能在人生路上遇到一个爱情便昏昏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