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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地游戏一番，走出一个‘围城’再进一个也无妨”[5](P85)。在钱钟书的心目中，正是中西文化错误的合璧，结晶了这样一个方鸿渐，优柔寡断，没有主见。方鸿渐留洋回国后一直在寻找精神依附，但每次找到新归宿后，总发现这些归宿最终都衍变成了一种束缚。中西文明的双重熏陶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只是浮光掠影，他们抛弃两种文明的精髓，只接受最外在的表相，最终必然会沦为二者荒谬结合的牺牲品。方鸿渐对传统文化痼疾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同时又深深打着传统文化的烙印。为了面子，未完成学业的他伪造了一张假文凭回国，因为“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6](P10)。与孙柔嘉闹翻后他最在乎的是家丑不可外扬，和她分手前说：“你新学会泼赖不要面子，我还想做人，倒，要面子，我走了。”[6](P284)就这样，方鸿渐不断地顾面子却又不断地失面子，身陷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双重围城之中，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制约及影响造成了他在现代社会的失败。另一方面，钱钟书也通过对“新儒林”的描写和对一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围城》中的人物，很多患有崇洋症，但骨子里还是传统文化起主导作用。方鸿渐懦弱的性格、悲剧的结局是传统文化所致，同样，欺世盗名心狠手毒的冒牌博士韩学愈、道貌岸然沽名钓誉的哲学家褚慎明、攀龙附凤趋炎附势的教授顾尔谦以及蝇营狗苟倒卖药品的学者李梅亭他们身上庸俗、无聊、虚荣、争斗等劣根性，也是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就是于柔顺之下深藏心机的孙柔嘉，在她身上仍然可以看到旧式女性的面孔。《围城》中钱钟书把孙柔嘉写得特别老练，特别有城府，刚上场她看似羞怯沉默，小说一开头就写这个女孩是那么的柔弱、温顺，怕生的说一句话脸腾得就红了，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做作，矫饰，方鸿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她虽然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教育，但骨子里却是很旧的，更没有什么东方女性美。作品通过对这些人物病态性格的剖析，深刻地反思和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三、《二马》和《围城》对中西文化进行批判的侧重点和力度各有不同，究其原因，恐怕与两位作者相异的写作目的有关。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的大杂院，对于20世纪初老北京的市民，特别是已经没落了的“旗人”的生活及性格有很深的了解。老舍幼年生活的家庭环境和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既有一种愤世嫉俗的生活态度，又能以一种温和调侃的方式对待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幸，并且很自然地把这双重态度带进了小说创作中。1924年，他远涉重洋前往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华语，自此，伦敦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着的西方文明就时时刻刻敲击他的心扉，引发他的思忖。以弱国子民的身份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社会环境中，老舍获得的不仅是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还有强烈深刻的文化震惊与民族屈辱感。他对身处的西方民族的强大与先进，有着真实而窘迫的体验。由于身处国外，有机会了解西方文化与西方民族性格，老舍为中国人在国外遭受的排斥与歧视心生愤慨与悲凉的同时，也为自己民族存在的缺陷与疾患而痛心和忧虑，更对西方文明中值得学习的优点和进步的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深深的欣赏。在此基础上，老舍一方面指出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陷，但另一方面也主张中国的青年一代在保持中国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应积极主动地向西方人学习，在中西伦理文化的融合中重塑自己的文化性格，以便更朝气蓬勃地投入到世界范围的竞争中去，体现了作者博采中英伦理之长以重建中国伦理文化的美好愿望。钱钟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渊源，作为国学大师钱基博的儿子，他自幼便受到深厚的传统文化教育。也许是从小的耳濡目染，钱钟书在传统文化围城之中，深感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他认为传统是先于人们存在的无法摆脱的具有极强延续性的东西，它与人的潜意识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通过思想模式烙印在每个人身上。同时，钱钟书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在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中西文化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加透彻，对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因素也更加深恶痛绝，小说《围城》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他这方面的看法。所以书中，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分析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以及中西文化的荒谬结合上。作者旨在对一种在历史上绵延泛滥且继续毒化当今社会的文化糟粕进行批判，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事实上，钱钟书所批判的文化糟粕并不仅仅只是上文所提到的那些，他“矛头指向的那些污浊东西，我们在《儒林外史》中已见过不少，因而可以说它是几千年封建文化遗留下来的毒素，而且这些毒素并不随着封建时代的灭亡而完全消失”[7](P180)。被钱钟书所批判的文化糟粕，并不只存在于“三闾大学”那样的偏僻乡隅，而是在向社会各界泛滥。他批评的不仅仅是某一个阶层的人，而是一种贻害全社会的文化糟粕，其目的也许正如鲁迅那般“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读完《二马》总让人有种“笑中带泪”的感觉，书中有着开阔的艺术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其中的文化思考也是深刻且富有启发性的。钱钟书的《围城》则以犀利的文化视角赋予作品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使其成为不朽的篇章。比较这两部作品，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评价《二马》和《围城》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而且更有助于我们把握两位作者不同的中西文化观。参考文献： [1]钱振钢.杂处中的比较与探索———论老舍在小说《二马》中的文化思考[J]文史哲，1999(5). [2]老舍.二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王卫东.在中英国民性比较中探求重建民族伦理文化之路———论老舍侨民小说《二马》的文化内涵[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9(1). [4]於奇.文学史的视野[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 [5]王玮.浅论《围城》的文化批判[J].潍坊学院学报，2007(1). [6]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7]梁丹译.《围城》的文化批判及其现实意义[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