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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蒂固的、带有种族歧视和排他性描述的扭曲观念“规范了人们的观念并决定他们的期待值”L4]，故而许多美国华裔作家努力塑造中国人的原始文化身份。在他们笔下，中国文化是有巫术、神秘仪式、魔咒等原始意象和图腾崇拜包围的落后文化形态。殊不知这根本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因而他们所进行的文化探索亦是“走岔路”了的。而与此不同的是，在美国新移民文学那里，有关西方生活和西方形象的描述往往能够客观而真实。在他们眼中，西方社会是先进的，物质是丰富的，生活也有艰辛⋯⋯许多作品常常以一种介绍性的、充满权威感的无可置疑的口吻告诉国内读者：看，这就是美国!但是纵观新移民文学作品，西方文化不是作家写作的重点，对西方文化的描述仅仅是作为一种新的舞台、背景和视角，来比照、反思中国大陆。就像威尔·金里卡曾说：移民常常“希望尽可能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故土之荣光，而不在乎新世界之机遇。”L5 他们描述西方的眼光甚至感觉和体验都是中国式的，是中国人讲述中国人在西方或有关西方的故事。在他们关于美国生活的文学表现中，“大陆经验”总是反复地出现在他们笔下。《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查建英)叙述的焦点是女主人公伍珍这个曾经很“革命”的中国女性逐步“美国化”的过程，揭示了一种物质性的生存本质；《失眠中人的艳遇》(严歌苓)描写的是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的孤独故事。家园之外的家园书写，异域之中的东方冥思，正是这些移民作家们的写作状态。他们着力刻画侨居美国社会中的中国人生活来寄托自己对大陆的一种无法剪断的情思。他们流浪在双重世界中，失语与处于异乡的内心紧张焦虑，正是这些貌似潇洒自由来往穿梭于不同文化区域的作者们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这些来自于中国的新移民作家身处美国却坚持中国人的文化立场，但是这一立场的选择却无法忽略美国的存在— —也就是说美国的在场使他们所选择了的“中国人”文化身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生活的经验使他们在选择“中国人”文化身份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人”了，而是掺杂了一定的美国的文化价值成分的“中国人”L6J。“我”(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穿这背心见客”的不被父母理解，就已经说明他们其实已同他们心中原来“纯粹的”“中国人”身份不同了。身在美国，书写中国的写作方式，使新移民作家形成了新的文化身份，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通过改造和差异不断产生和再生产以更新自身的身份。” 这种文化身份使得文化认同危机不再那么强烈，从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深远的历史感和对普遍人性的关注。这种倾向的书写在严歌苓的笔下有着典型的反映。《女房东》展示了男女之间那永恒而又微妙的相互吸引；在《少女小渔》中，小渔对假丈夫— — 那个意大利老头的那份同情，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簪花女和卖酒郎》则向人们传达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永恒信念：爱情是超越语言、文化和种族的；《草鞋权贵》写出了权利面前人性的猥琐与丑陋。在严歌苓这里，借助“中国人”的海外故事，在美国的文化背景里，叙述着时代、历史、社会、政治这样一些宏大的主题。这种写作倾向的出现并非偶然，严歌苓作为20世纪90年代新移民作家的代表，当时的中国已经对外开放十余年了，对于西方文化并不像80年代刚开放时那样充满好奇，而且全球化语境的逐渐形成，使得新移民作家更容易接受异质文化。再者，多元文化理论已经逐渐成为人们认识异质文化时的参照。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理论的语境下，美国华裔作家创作时也似乎在逐渐淡化中国属性，开始关注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但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双重文化／民族属性及其“他者”地位— — 这种“他者”感实际宣告了这些华裔融入主流社会的困难，并由此导致他们内心剧烈冲突，从而使得他们在思考问题时很难摆脱文化冲突的潜在影响。任璧莲(JEN GISH)的《典型的美国佬》被理论界广泛认为超越了长期以来缠绕华裔作家们“文化认同”主题，不再期待美国白人的承认，而“对于展示和突显自己的个性，比对致力于寻求真实的华人文化身份更感兴趣” 】。《典型的美国佬》写的是拉尔夫·张一家在美国追寻“美国梦”的经历。虽然这是一个地地道道关于中国移民家庭的故事，作者却一开始就宣称“这是一个美国人的故事”，认为“张家不比任何人更少美国性”[9】。从表面上看，《典型的美国佬》似乎与以前的华裔文学作品不同，小说行文中不再出现大量的中国语符，而是刻意淡化中国文化背景，连主人公都改成了英文名字。但这一形式的改变能摒除主人公的中国文化因素么?拉尔夫·张虽然获得了终身教授的职位，住进了带花园的洋房，但是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多么地脆弱——这几乎都是依靠他亲人的肉体获得的。而拉尔夫·张得知其姐与老赵的暖昧关系以及妻子的背叛后，其骨子里传统的中国文化使他感到羞耻和痛苦，最后他开车意外撞伤了其姐，可以说是对美国文化抗拒的一种反映。小说中格罗佛的形象可以说是被美国白人文化同化的一个人物，他拥有美国白人的思维方式，富有而风流，并且看不起中国佬。他与拉尔夫·张之间时而和谐时而矛盾的关系，正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冲突的隐喻。由此看来，《典型的美国佬》依旧描述的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之下人物的困惑、无奈与挣扎。处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存的美国华裔无论对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他者”，尽管他们试图融合到自身生存的社会的主流文化当中去。这一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认为异族文化可以被一劳永逸地铲除掉或被替换掉的观点实在是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了。对于华裔来说，无论你的英语讲得如何出色，无论你的行为意识如何归化于居住国主体，你的生物特征让永远印上了白人之外的“他者”的印记，使你永远无法不让人把你和白人区别开来。任璧莲在小说创作中试图不再站在边缘而希望跨越边缘，成为自由自在游走于多重世界的“越界者”。孰不知这种抵抗的话语策略正好印证了福柯曾提到的“反话语”策略，更说明了他们始终摆脱不了白人的“凝视”，未能完全逃脱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华裔作家们生活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中，西方式的感受和体验、中西方文化的双重身份往往会在潜意识中影响他们的创作；而对于新移民作家来说，他们有着生活在不同文化社会中的经历，因而更能感受到文化的差异，对多元文化理论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因而更能理解人类共有的问题。然而，不论是在新移民文学作品还是华裔文学作品中都有文化中国的存在。前者书写的中国经验，后者蕴涵的中西文化形象，都没有完全不沾染中国文化因素的作品出现，这也造成了文学创作的局限。作为对比：康拉德选择了英文，却几乎没有写波兰；贝克特选择了法文，作品中看不出任何“爱尔兰情结”；同样用英文写作的纳博科夫，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俄罗斯因素。而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作家选择了西文，同时也选择了中国题材新移民作家离开了中国，却依旧没有放弃描述中国故事；华裔作家身在异国，也或多或少地以书写中国以取得成功而融入主流文化。这真是悖论。对于这一现象，赵衡毅教授把它归结为“接受焦虑”，即“强势作家，努力避开接受定势，追求出乎意料的新颖题材；弱势作家，有意无意迎合文学场的期待域” 】。。。而现在，接受者— — 西方、中国的读者和批评界—— 还没有做好接受完全没有中国因素的华人创作的作品。结语美国华裔作家和新移民作家同为华人，他们看到的自我，本来就是自我的诸多幻影。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只有在“他者”的注视下才能使我们看到自我的某个部分。同处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边缘的华裔作家和新移民作家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语境中思考、写作，既反思东方文化传统，也不忘考量西方文化传统；既关注双重边缘语境中海外华裔的生存与抗争，也关心在种族、文化的宏大叙述之中个人的欲望和追求。他们的书写充实了世界华文文学，也为东西方文化的对比提供了一个具体参照。华裔作家从对自我身份的迷惘、文化冲突的压力、价值观的失落到重新定位自我，寻找自身价值，寻求文化沟通的再觉醒过程；新移民作家从对西方文化的观望，到参与，从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到超越。他们凭借着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观察视角，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消解文化对立、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任。他们的创作历史地展现了中美文化在不断的冲突和交融发展的轨迹。注释： [1]张颐武：《丛林下的冰河·序·穿行与双重世界之间》[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2]转引自王琅琅：《美国亚裔文学的话语地位和话语策略》[J]，成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3]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