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摘要】当代美国华裔文学重点表现了中国文化这一“他者”如何融入美国语境的问题,表现了中国文化如何与美国文化的碰撞、纠葛和对话。在中国文化的镜像中,华裔得以照见自己的存在,在美国语境之中建构华人的文化身份。美国华裔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复杂和多元,一方面,这是由于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地位不同,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书写和文化身份建构本身也是“一个产出的历史过程”,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形势。一批华裔作家和作品进入了美国文学主流,标志着当代美国华裔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问题,不仅仅是美国华裔的生存密码,而且也是我们解读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钥匙。中国文化,成为美国华裔的镜像,照见美国华裔的生存状况,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书写,美国华裔作家努力在美国语境中建构起自己的文化身份。一、中国文化:美国华裔的镜像美国当代华裔作家继承了他们的前辈,他们的书写仍然是表现华裔族群在美国这一异域的生活,但是他们的书写又超越了其前辈,超越的地方在于:当代华裔作家的写作已经不再把重点放在表现华裔在美国的生存挣扎,重点已经转移到文化问题,也就是重点表现中国文化这一“他者”如何融入美国语境的问题,是中国文化如何与美国文化的碰撞、纠葛和对话。正如张京媛所说“:散居的族裔身在海外,生活在所居处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但是他们对其他时空依然残存着集体的记忆,在想像中创造出自己隶属的地方和精神的归宿,创造出‘想像的社群’。”[1]正是文化身份问题,成为当代美国华裔与美国主流社会、与自己的上一代人的隔阂所在,但也正是通过中国文化,美国华裔得以确立自己在美国语境中的身份。中国文化,成为了当代美国华裔的镜像所在“:这种在两种文化中探寻的历程,是基于华裔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感受和思索,他们可以在这面镜像中,或明或暗地照见自身的存在。”[2]在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中,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等人的作品都集中表现了华裔族群在美国的文化身份困惑,表现华裔族群由于文化问题而引发的代际冲突和族群沟通问题。在中国文化的镜像中,代际冲突和族群沟通问题得到彰显。汤亭亭的小说《猴王孙行者》中,文化冲突问题主要通过主人公阿兴来表现。《猴王孙行者》以20世纪60年代为背景,刻画了一位第五代美籍华裔人物惠特曼·阿兴。阿兴是一位失业的诗人兼剧作家,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反种族主义者。小说由惠特曼·阿兴在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公园意图自杀开始,以他在自己上演的舞台剧中独白结束。小说解剖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和文化以及与之相对的“边缘文化”,同时也对于美国社会中纷纭繁复的现象给予了反思。约克大学的曾理研究了主人公阿兴这个名字的来由,指出阿兴除了充当《阿辛》一剧的主角以外,还是诙谐叙事诗《老实人杰姆斯的大白话》里的一个角色。在《阿辛》一剧中,阿辛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的华人仆人,而在《老实人杰姆斯的大白话》里,阿辛则是个华人赌徒。在这两篇作品中,阿辛要么被丑化成痴钝,要么被描绘得奸狡,全然不同于那个热情洋溢、高瞻远瞩、充满人性的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把这两种相对的特性反传统式地置入她笔下主人公的名字,作者旨在点明美国主流文化对华人的偏见以及居美华人对自我的认识与主流文化的歪曲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3]文化冲突在谭恩美的小说中主要以华裔家庭中母女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喜福会》是关于四个华裔家庭的故事,四位母亲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她们虽然身在美国,却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念念不忘,她们组织了一个定期麻将会“喜福会”,用以调剂因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心理落差。与之相反,四个成年女儿都生长在美国,她们与生俱来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国文化中鼓吹的个体和独立。在小说里,随着这四位女儿成长的描写,作者展示了这四对母女间的代沟与文化隔阂。喜福会对于母亲们来说是在异乡生存的支柱,但在女儿眼中却等同于不光彩的华人秘密团体,母女冲突的根源在于文化观念的差异,是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差异的表现形式,这样,在谭恩美的小说中,文化冲突就以母女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意识形态范畴来看,这一冲突是两个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外化。完全西化的女儿身上体现了占支配与主导地位的美国强势文化价值观,这使她们与作为中国文化化身的母亲处于对立位置。”[4] 二、华人文化身份的建构中国文化成为当代美国华裔的镜像,中美双重文化的纠葛和冲突在当代美国华裔作家的文本中得到集中叙述,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是美国华人自身生存经验所要求和提供的,同时也是由于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得到凸现所导致的。作为美国华人,他们既需要融入美国语境,同时自身的文化亲缘性使得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和信仰,双重文化的碰撞和平衡在个人、家庭和社会中的纠缠创生出文化困境和文化现实。这是当代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全球化话语的扩散进一步激发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使之能够更进一步地去从文化的角度思考现实问题,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之所以比较他们的前辈更多地着眼于文化碰撞和文化对话,全球化话语的扩散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美国学者罗兰·罗伯逊曾经指出,全球化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文化问题,即使在现实政治的领域里,文化的因素也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多的多,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的———我们处在一个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我们不仅要对世界政治采取一种文化的关注,而且首先要从文化视角来理解和研究全球化现象”[5]。所以“,随着知识分子移民的增加,这种双重文化意识所形成的历史感在他们的文本中也更为突出。”[6]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的突出,加剧了华裔作家的文化意识,同时,如何在美国语境之中建构华人的文化身份,成为当代美国华裔作家通过文本传达出来的重要信息。在我看来,汤亭亭和赵健秀的作品分别提供了华人身份建构的两种不同模式:汤亭亭的是让“属下”这一被压抑的对象在美国语境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确立美国华裔的主体性,赵健秀则是力图在美国语境之中塑造华人英雄主义形象,从而改写美国语境中的华人男子形象,确立华人的“男性”身份。汤亭亭在小说《女勇士》中,不但是表现了中美两种文化的碰撞和纠葛,而且借助于对中国文化的书写和审视,而且通过中国文化的镜像建构起华裔女性的身份。汤亭亭自己也通过《女勇士》这样一部布满中国文化密码的作品,改写了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确立了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界中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激励了华裔女性的奋斗之路。与汤亭亭是深入探讨华人女性的生活,塑造华人女性的“勇士”形象形成互补的是赵健秀。赵健秀力图在自己的小说中打破陈腐的模式化华裔形象,清理华裔男性的英雄主义传统,在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创立全新的华人男子汉形象。赵健秀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华人男性形象,改写了美国语境之中的华裔男性的那种呆板、猥琐形象,开启了美国语境中华裔写作的身份建构的另一条路径:英雄主义的传统和华人男子汉气概。三、华裔文学中文化问题的理解汤亭亭、赵健秀等华裔作家在建构华裔文化身份的时候,充分借助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但是也要看到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借助是建立在改编和利用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为了在美国社会中为自己的族群建构既有别于主流社会又能与主流社会平等共处的华裔族性,在东方主义的缝隙中开拓出自己族群的生存空间”[7]。虽然有研究者把赵健秀称为“文化民族主义斗士”[8],但是实际上华裔作家们无意于向美国主流社会传达中国文化的原生态,中国文化从亚洲大陆来到美国,经过了再次书写,在后殖民的语境之中,文化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态。“全球化时代下,文化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已经为世界性的文化变迁提供了可能。文化殖民时代引发的文化渐变式变迁如今已经被绑在了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化列车之上,强制性的文化传播已经为自我默认、赞同所取代,殖民地文化变迁已经由以前的‘指定动作体操’变成‘自由体操’。”[9]后殖民时代,文化传播和文化变迁是世界发展趋势和必然现象,理解和解释这种文化变迁,探讨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建构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摆在华裔文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责任。法侬曾经指出,文化首先是民族的表达,表达民族的喜好、禁忌和程式,在整个社会的每一个阶段上,都会形成其他的禁忌、价值和程式。民族文化是所有这些价值观念的总和,是这些价值观念在社会整体以及社会各层次上进行内部和外部延展的结果,是“一个民族在思想领域里为描述、证明和赞颂人民创造自身并维护自身存在的行动而做出的全部努力”[10]。法侬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