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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历史文化、教学理念以及社会评价体系三个方面分析中美教育文化差异对学生质疑能力的影响。质疑是一种在认知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思维活动。质疑能力的培养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勇于探究的科学态度,学生由疑而思，追根寻底，释疑求真。由于中美教育文化的差异，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质疑能力有很大的不同。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北京出版社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中国中小学生学习与发展课题组的研究发现,从小学到高中,学生在课堂上主动回答问题的积极性越来越低。调查结果显示:在上课听讲遇到问题当场主动提问的学生中,小学生占13.8%,初中生占5.7%,高中生占2.9%。进一步的研究分析表明,没有把握就不举手的学生更多:小学生占34.8%,初中生占48.8%,高中生占42.8%。众所周知，活跃的课堂气氛是美国中小学课堂的一大特点，学生会不时地用问题打断老师,课堂的三分之一时间是在讨论和交流。美国学生愿意表达自己的见解，教师也鼓励学生发表意见。从中美大学生的课堂表现看，中国大学生消极被动，很少提问，而美国大学生则积极主动，经常提问。古人云：“学须有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不疑则不进。”质疑是打开智慧宝库的金钥匙，但由于中美教育文化不同，学生的质疑能力差异较大。一、中美历史文化差异对学生质疑意识的影响历史上，由于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受其滋养便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由于中美文化观念上的差异,的教育价值观也有所不同。中美教育文化差异来自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异。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信念、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都是以团体、集体、群体为核心的，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是等级分明的，强调辈分、身份、地位、职位、权位。中国文化中的“父道”和“师道”表现在教育文化上就必然具有包办统治型的行为特征，在人伦态度上崇尚谦虚、谨慎、含蓄、内敛，学生自然不敢张扬个性，表现创意。在求知学习问题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遵循先贤先哲的思想，封建社会中甚至把违反祖宗的规矩看成是大逆不道，父母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话而不应有与自己不同的看法，更不能顶撞自己。由于尊重历史，崇拜权威，所以倾向因袭、继承和传承，表现在对待知识问题上的保守,问题意识缺失，质疑能力差。美国文化强调以个人为主体，强调个性的张扬，主张个人创造和个人奋斗，强调个人成就不可埋没于集体里，集体与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应有益于个人价值的选择与实现。从孩提时代起，顽皮好斗的孩子就比听话老实的孩子更可能得到大人的夸赞；任性被看作是一种优点，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也一直为父母所鼓励和推崇。在对待知识和求知学习上美国文化强调创新、开拓、求异、求变。在这样的文化观念熏陶下，美国学生会尽情地张扬个性，尽显自己的思想和才智，他们不仅在课堂上积极主动地回答老师的问题，而且有疑问时还会随时打断老师，甚至对老师的说法提出质疑，处理问题时敢于挑战权威，质疑能力强。二、中美教育理念及方法对学生质疑意识的影响比较（一）中西方教育理念不同对学生质疑意识的影响有专家在中西方教育的比较研究中曾说:“中国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育成没问题，全懂了。而美国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将没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有问题。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都回答不了，那算是非常成功。”所以中国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越少。而美国学生年级越高，越有创意，越会突发奇想。中国传统教学注重发展学生的求同思维,而忽略了学生求异思维的训练,追求的是学生如何能够适应社会的现存制度，如何维护社会的现存秩序，培养学生的守成能力和趋同心理，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尊重，对知识的掌握和继承以及知识体系的构建。“高考”作为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助长了人的思维标准化。各门科学课程的教学训练要求和训练过程都表现出过度追求正确率，高考的训练过程促使学生在学习中，只在乎“什么是标准答案”，不在乎“知识是怎样获取的”。其结果是学生的思维越来越趋同，想象力越来越枯萎，满脑子装的尽是标准答案，这在无形之中使学生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质疑能力。相比之下,美国不以高考的考分为唯一标准，他们从个人成长的需要出发,追求学生具备问题意识,养成自立能力,鼓励求新求异,追求的是个性发展教育。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在剑桥大学,维特根斯坦是大哲学家穆尔的学生。有一天,罗素问穆尔:“谁是你最好的学生?”穆尔毫不犹豫地说:“维特根斯坦。”“为什么?”“因为，在我的所有学生中，只有他一个人在听我的课时老是露着迷茫的神色，老是有一大堆问题。”罗素也是个大哲学家，后来维特根斯坦的名气超过了他。有人问:“罗素为什么落伍了?”维特根斯坦说:“因为他没有问题了。”美国教育亦然，分数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要比能力差得远。美国人从小学就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批判精神,注重对知识的拓展和创造，通过对学生求异思维的训练，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二）中美教师角色和教学方法的不同对学生质疑能力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教师就是完美的圣人，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必须正经严肃，不能自由随便，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中国教师时时处处都必须注重自己的师道尊严，传统教学观念强调教师和书本的作用和权威。在课堂上,学生未经允许,不得发问，不得发言,面对无可置疑的知识和老师，学生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也不敢有什么问题。上课时,教师满堂灌,讲概念、讲重点、讲理论、讲事例、讲问题的标准答案,一直讲到“让学生没有问题”走出教室。学生在课堂上只能静听、接受、服从,缺乏产生问题的时间和空间。教师教学的目的是期望学生能在考试中考出好成绩;学生勤奋学习的目的是希望考试中得高分。功利化的教育只关注指挥棒方向的知识面,大大缩减了教育的内容，这使得师生不太关注考点以外的问题。当学生对此范畴感兴趣而发问时,却往往被淡化处理,久而久之，削弱了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质疑能力。在美国，教师并不是绝对权威，师生在学业上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在社会关系上往往是朋友关系。美国学生称呼导师直呼其名，面对恩师毫无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的样子。美国的课堂重视创设问题情境，善于引导学生去主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才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课堂上老师对孩子们不是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而是想方设法使孩子的大脑充满疑问，有意识地培养学生问问题的能力和勇气。他们不让孩子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而是千方百计地告诉学生怎样去思考问题以及面对问题如何寻找答案，也就是教会他们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美国学生在轻松的课堂氛围中可以尽情地张扬个性，他们不仅积极主动地回答老师的问题，而且自己有疑问时还会随时打断老师，甚至对老师的说法提出质疑。三、中美社会评价体系对学生质疑意识的影响社会评价体系是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塑造人、影响人的重要作用。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社会肯定性的评价。肯定性的评价能强化人们重复良好行为的心理；否定性的评价则可以减少以至消除相应不良行为的再次出现。中国社会评价、使用人才多以文凭论高低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博士比硕士水平高，硕士比学士水平高，有文凭的则比没有文凭的强。因此，传统教育一直以应试为目标。受之影响，很长一个时期来，升学率高低成为社会评价学校的唯一标准，片面追求升学率成为中小学的唯一追求，评价学生也以能否升学，能否得高分为依据，从而使现行教育鼓励的是一种消费型的知识结构，而非生产型的知识结构，即只是消化书本上的知识，并以应付考试为目的。这种以消灭问题、杜绝差错为目标的教学模式，最终消灭的是问题意识、思考问题的欲望。另外，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造就了‘普天之下，皆为皇土’之说，形成了“惟皇命是从”的为官之道。现在虽然是按市场化运作，但从小到大，家长喜欢听话的孩子，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领导喜欢听话的下属，这样的社会评价体系，扼杀了学生对问题的敏感度，影响了学生的质疑能力。而美国的高等教育早已进入“普及化”“大众化”阶段，社会上评价、使用人才已走出了“唯学历”的误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绩效管理”，强调业绩是人才评判的重要标准，认为人才是有能力的人,能做出贡献的人,人才提拔重用的标准都是做出了成绩,进入21世纪，美国又提出要创造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经济，设计了新的绩效与能力素质标准，其中创新能力被界定为最重要的素质。美国企业鼓励员工挑战权威，认为真正的好员工不是上级说什么我就听什么，而是要有怀疑、探究精神的人，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