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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研究大体上可分为3 个方面: 传统语言学、篇章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学派。前两种规范研究是规定性的, 注重制定一定的语言学规范和文本类型样板; 从翻译研究角度进行的规范研究是描述性的,旨在通过析出和描述规范来揭示翻译的本质和规律。传统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的翻译规范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 因而现阶段已经式微; 翻译研究学派的规范研究意义显著,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什么是规范(norm) ? 如何看待规范? 目前翻译理论领域中的“规范”尚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 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3 种: (1) 巴切(Bartsch , 1987)认为“规范是正确性观念的社会现实”; (2) 图瑞(Toury , 1980) 把“规范”定义为“对翻译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 即某一译语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和观念, 如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什么是适当的, 什么是不适当的, 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正确的适当的翻译行为原则”; ( 3) 赫曼斯(Hermans , 1996) 认为“规范是心理和社会实体, 是人们互动交际中重要的构成因素, 属于社会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 规范涵盖常规与法令之间的全部领域。”本文综合以上3 种定义, 采取“规范”一词的广义定义, 把法令、规则和常规统统纳入到“规范”的范畴之内。
　　第一个把“规范” (norm) 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的是吉瑞·列维(Jiri Levy) , 他于1963 年把“规范”与翻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Toury , 1999) 然而,对翻译规范的研究此前早已开始, 只不过人们当时并未使用“规范”一词, 而使用的是“规则”(rule) 。综观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国外翻译规范研究, 大致可分为3 个方面: (1) 从传统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规范; (2) 从篇章语言学角度研究规范;(3) 从翻译研究角度探讨规范。

　　1. 从传统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规范

　　20 世纪后半叶, 随着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 对翻译较有系统的研究开始了。翻译研究被认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言学派典型的代表人物卡特福德(Catford , 1965) 把翻译界定为: 用一种语言(译语) 中相等值的文本材料来替代另一种语言(原语) 。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归因于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翻译的任务是找出两种语言在内容、风格、效果等方面完全一致之处。语言学派对具体的语言现象做比较深入的研究, 这些研究都建立在对两种语言中被视为正确的语言单位和语法结构的对比分析的基础之上。他们往往从原语中的具体结构和现象出发, 找出相对应的翻译方法, 用来指导译者。在这方面很有影响的有: 前苏联译论者创立的翻译转换法、法国人维纳(Vinay) 和达尔贝勒纳(Darbelnet) 1958 年提出的7 种翻译方法, 以及英国人纽马克(Newmark , 1988) 总结的翻译的十多个步骤, 等等。
　　在西方翻译理论界, 最早且较为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研究应属于语言学范围的, 是前苏联的费道罗夫。他早在1953 年就明确指出翻译的过程是使用语言的过程, 因此在翻译中, 语言问题应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费达罗夫之后, 前苏联译论界开始注重语言比较研究, 列茨克尔等一批译论者总结出一整套翻译转换法———操作规范, 包括词汇转换法、语法转换法和修辞转换法。(蔡毅、段京华, 2000)法国人维纳和达尔贝勒纳受费道罗夫影响, 在1958 年出版了著作《法英比较修辞》。他们认为必须把翻译列入语言学的范围, 提出“翻译是一个真正的学科, 具有自身特殊的技巧和问题,”值得在语言学分析手段的启示下进行系统研究。他们列举了7 种翻译方法: 意译法、借词译法、直译、换位译法、调整译法、等值译法和归化法。(许钧、袁筱一, 1998)纽马克在他的《翻译教程》(1988) 一书中提出了十多种翻译步骤, 如直译、借词译法( trans2ference) 、文化等值(cultural equivalent) 等等。他所谓的“翻译步骤”实际上是翻译句子或更小的语言单位的方法。
　　这些语言学派的学者一方面关注原语和目标语的语言规范, 也即如何按照特定的规则和规范来产生正确的译本, 另一方面, 他们又进行语言比较研究, 发现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总结了一套翻译规则让译者去遵守。这种研究是规定性的, 而不是描述性的。此种研究存在缺陷, 因为它侧重研究语言差异问题, 忽略了翻译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关联。翻译不单单是语法形式的翻译,而且具有特定的交际功能。按照语言系统的规则选择的目标语形式可能是正确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译本一定能实现它在译语文化或语境下的交际功能。
　　这种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规范的局限性, 促使翻译规范的篇章语言学研究应运而生。

　　2. 从篇章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规范

　　20 世纪70 年代, 伴随着篇章语言学的兴起,翻译研究得到了发展。篇章语言学将文本界定为交际的基本范围和研究的主要目标。对翻译来说, 这意味着文本被视为翻译的基本单位, 翻译不再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 而是重新建构文本。所以翻译的重心转向了产生文本。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字句结构上, 而且还反映在超越句子的规律上。
　　规范研究的篇章语言学派代表人物首推德国人诺伊贝特(Neubert) , 他把翻译定义为“原语文本导致的译语文本的生产”。(Schaffner , 1999) 他认为, 翻译的基本单位是文本, 译者首先应把握整个文本的宏大陈述, 然后将文本划分为较小的单个的可转换的语义单位。他主张文本层次上的对等。为了达到文本对等, 译本必须做到“真正的连贯”。他强调,“真正的连贯”是翻译较大篇幅的文本应遵循的规范。(Gentzler , 1993)不少译论者把文本按不同的规律分成不同的类型。赖斯(Reiss) 将文本划分为3 种类型: 信息文本(着重于内容和信息) 、形式文本(着重于语言形式) 和呼吁文本(着重于对读者发出呼吁) 。翻译主要是受原文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某种功能的制约。纽马克(1988) 则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 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 expressive function) 、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 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 ,其文本类型的划分法与赖斯颇为相似。在此基础之上, 译论者们企图通过对原语和目的语系统的比较和描述建立文本类型的样板( prototype 或genreprofile) 。不同文本类型样板要求不同的翻译方法与之相适应。例如, 纽马克主张, 在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中, 作者独特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应视为同等重要, 翻译方法应以语义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为主; 翻译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和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 宜主要采用交际翻译( communicativetranslation) 的方法。
　　这些样板是根据目标语规范重建而成的原语文本模式。翻译规范在这里主要体现在如何按照目标语规范来产生某一文本类型的样板, 它也涉及到某种特定文本对另一种特定文本的替代。文本类型样板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的作用我们认为是有限的。一方面, 并非所有的类型都是高度规约化的,将文本简单地划分成若干类型就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 许多文本都包含不变和可变因素。
　　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 而面对诸多可变因素, 文本类型样板却给人以过于死板之感。
　　以上两种研究从根本上说都还是规定性的。规定译者必须遵守一定的语言或文本类型样板规范,其核心是寻求原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的对等。

　　3.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探讨规范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 “翻译研究学派”在以色列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兴起。该学派学者主要研究译本产生的文化背景, 以及译本对目标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其中探讨翻译规范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以色列的图瑞、英国的赫曼斯(Hermans) 和芬兰的切斯特曼(Chesterma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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