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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中外诗学对话,以泰戈尔为焦点的中印现代诗学对话是其中一例。中国现代文学主要社团流派的代表人物,如郑振铎、郭沫若、徐志摩等,都与泰戈尔有过交流,其文学思想受到泰戈尔诗学的影响或激发。陈独秀等人对泰戈尔文化思想的批判和闻一多等人对泰戈尔文艺思想的批评,是中印现代诗学的深度对话。对话中存在许多误读现象,其原因主要是文化过滤、翻译局限和话语建构。

对话是文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中外诗学对话。正当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酝酿的时候,泰戈尔因获诺贝尔文学奖走上世界舞台,这种风云际会使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泰戈尔与中国现代诗人具有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受到共同的文学思潮影响,都面临诗学话语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调语境。他们之间的交往接触和交流互动,形成一场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中印现代诗学的深度对话。以泰戈尔为焦点的中印现代诗学对话是中国现代诗学发生期中外诗学对话之一例,其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在东方,印度文学现代转型起步较早,率先完成现代转型的泰戈尔诗学,对后发的、正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现代诗学起了激发和促进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社团和流派的代表人物都与泰戈尔有过交流或接触,其中有精神的契合,也有思想的启示;有观念的碰撞,也有话语的激发。
文学研究会是我国五四时期最早成立的、有组织有纲领的全国性文学社团,他们提出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人生派”。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谢冰心等人,或者与泰戈尔有非同寻常的交往关系,或者发表过评论泰戈尔的重要文章,是中国文学界与泰戈尔进行诗学对话的一个重要群体。其中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及核心成员之一郑振铎(西谛)是泰戈尔作品的主要翻译者之一,也是对泰戈尔表示极大尊崇和热烈欢迎的人之一。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期间,曾经先后三次出“泰戈尔专号”,使《小说月报》成为我国介绍泰戈尔的主要阵地。作为译者,他译的《飞鸟集》、《新月集》是我国出版最早的泰戈尔诗集。作为研究者,他连续发表了《太戈尔研究》、《太戈尔的艺术观》等重要论文;他的《太戈尔传》是我国第一部泰戈尔研究专著。泰戈尔访华,他亲自参加欢迎活动。并发表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欢迎文字。在他看来,泰戈尔是“乐园的伟大创造者”,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夜路中向前走的”一位先知和导师。在文学思想方面,郑振铎也有对泰戈尔的接受和共鸣。他在《太戈尔的艺术观》一文中对泰戈尔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他赞赏泰戈尔“艺术是人格的表现”以及“建筑他的这个真实的世界——真与美的生存世界——就是艺术的功用”的主张。这既是对泰戈尔艺术观的转述,同时也是自我阐述。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郑振铎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他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中首先批判了旧的“文以载道”和“娱乐消遣”两种文学观,然后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泻于文字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他认为“娱乐派的文学观,是使文学堕落,使文学失其天真,使文学陷溺于金钱之阱的重要原因的;传道派的文学观,则是使文学干枯失泽,使文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学陷于教训的桎梏中,使文学之树不能充分成长的重要原因。”又进一步指出:“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感情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这样的情感表现论的文学观,与他所转述的泰戈尔的艺术观非常接近。在《什么是艺术》中,泰戈尔阐述了他的“情感剩余”论,认为人除了满足生存需要之外,还有大量的过剩精力;人的知识(即理性)的剩余,形成了科学和哲学;人的利他主义的善良的剩余,形成了伦理学;而人的情感的剩余,形成了艺术。他明确指出:“人有着情感能量的蕴藏,这种能量并不完全用于他的自我生存。这种过剩的情感在艺术创作中寻找他的出口,因此人类的文明是建立在他的过剩之上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一切真正的艺术都起源于情感。”当然,情感表现论不是泰戈尔的独创,郑振铎的情感表现论也不一定全部来自泰戈尔,但郑振铎毕竟在其论文中转述过泰戈尔“艺术是人类剩余情感的发泄”的观点,二者的话语表述方式也非常接近。
创造社是我国五四时期非常活跃的、影响较大的全国性文学社团之一,以“为艺术”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文学界独树一帜,形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艺术派”。创造社的发起人郭沫若是我国最早的泰戈尔接受者之一。1914年他初到日本时,正值日本出现泰戈尔热,他先读泰戈尔的《新月集》,“生出了惊异,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于是便到处找泰戈尔的诗来读。他还曾编过《泰戈尔诗选》寄出版社。由于有这样的机缘,他在思想上一度接近泰戈尔。发起成立创造社时,郭沫若虽然在政治思想和文化观方面已经超越泰戈尔,但在诗学思想方面还没有摆脱泰戈尔的影响。他为创造社成立而写的发表于《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的诗歌《创造者》,可以看作创造社的成立宣言,其中所表现的思想仍与泰戈尔有相通之处。他将创造视为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事业,“我知道神会到了,我要努力创造”。这与泰戈尔对“创造者”的虔敬非常相似。在诗的结尾他又高唱:“我要高赞这最初的婴儿,我要高赞这开辟鸿蒙的大我。”这与泰戈尔“梵我同一”的泛神论思想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郭沫若为《创造》季刊写的《编辑余谈》中虽然强调他们没有主义、没有组织、没有章程,但还是提出了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主张:“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这里实际上强调了浪漫主义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和艺术的主体精神。泰戈尔基本上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也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根基的诗学家。他认为:“心灵是从自然中聚集起来,而文学是从心灵中聚集起来的。为了把心灵的感受揭示出来,特别需要创造力量。”强调了文学的主体性。又指出:“我们的经典把创造者说成是游戏家,也就是说,他在自己的创作里认识了自己五光十色的情味。人也在自己的内心创造着自己,在种种感情和情味里认识着自己,人也是游戏家。这种游戏的历史抒写和镂刻在人的文学和艺术里。”强调了文艺活动的自由性。创造社是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他们与泰戈尔有着更多的共鸣和契合。郭沫若在《创造周报》第一号卷首发表的诗歌《创世工程之第七日》也具有创造社宣言的性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上做起”。这里表现了自我完善的人格追求,表现了浪漫主义的以自我为主体的艺术精神。泰戈尔在诗作中经常表现尽弃故我从而获得新生的渴望,表现与神合一从而实现自我完善的追求。郭沫若与泰戈尔有着相同的强烈的自我更新意识和自我完善追求,只是没有泰戈尔那样的宗教虔诚精神。当然,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和主体性诗学不仅来自泰戈尔的影响,还有对歌德、惠特曼等西方诗人的接受,但由于泰戈尔影响在前,实际上起了引发作用。郭沫若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谈自己与歌德的共鸣,一是主情主义,二是泛神思想,三是对于自然的赞美,四是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五是对于小儿的尊崇@。这五个方面也都是泰戈尔所具有的,而郭沫若与歌德发生共鸣,也是泰戈尔激发的结果。对此,郭沫若自己有明确的表述:“我因为自来喜欢庄子,又因为接近了太戈尔,对于泛神论的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因此我便和欧洲的大哲学家斯宾那沙的著作,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接近了。”
新月社的核心人物徐志摩是泰戈尔的崇拜者,且与之交情甚笃。泰戈尔访华期间都由徐志摩陪同并担任翻译,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泰戈尔把他的《在中国的演讲集》一书题献给徐志摩,并请他到自己的国际大学去做客。1928年徐志摩访问了泰戈尔的国际大学。1929年泰戈尔去日本旅行时绕道中国上海,在徐志摩家住了数天,二人形影不离,非常亲近。这样的交往不仅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而且加强了文学思想方面的契合。正因如此,出自徐志摩之手发表在《新月》杂志创刊号上作为团体宣言的《(新月)的态度》一文,与泰戈尔的诗学思想非常接近。新月派针对当时中国文坛所明确反对的各种现象,包括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