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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身份一直以来都是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主题，其定位在华裔美国文学史上屡经变迁，即从文化认同、反认同再到否定的认同；或是像黄玉雪那样完全屈服于美国文化，或是如赵健秀对美国文化完全对抗，但是任碧莲却在其作品中表现出了文化身份定位的特殊性，超越了长期以来华裔作家在两种文化处境中苦苦挣扎的困境，展现给我们一个多元文化杂交的文化世界。华裔美国文学是中美两种文化碰撞和杂交的产物，又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与特色，其代表人物及作品已在当代美国主流文学中占据特殊位置，有的作品甚至被奉为经典或作为美国大学的教材。华裔美国作家大多具备双重文化和视野，强烈意识到其民族属性的“他者”地位，所以关于自身文化身份的定位以及对于命运和人生选择的思考一直是他们作品的主题。这些华裔作家虽然同样面临着宗主国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但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定位角度以及话语策略是人言言殊的。这些不同的定位可以用白施(MichelP仑cheux)所建构的一种模式来解释：通常在一个宰制／被宰制的主题里，面对一个体制或一个中心为主的论述，或对知识建构所产生的力量所作的反应，基本上可分作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认同(identiifcation)，亦即对主导或主宰的意见没有任何争议；第二个是反认同 (counter-identiifcation)，采取了一种叛逆的策略，基本上仍然停留在体制内却提出相反的观点；第三种是所谓否定的认同(disidentiifcation)，采取的是一种超越这种对立架构的一种思考模式，希望能超越建制里的一些对立，或在建制里的论述找到一种否定的策略。… “认同”话语可以黄玉雪为代表。黄玉雪于 1945年发表的《华女阿五》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全书基本可以分为两部分，即黄玉雪上大学前后的生活。在上大学之前，主人公一直住在唐人街，主要是通过日常琐事揭示了中国家庭传统教育中种种不合理的地方，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例如，她在第一章就提到生活需要“墨守成规”，“教育和鞭打几乎是同义词”。对于她的举止是否得当，父母管教极严，比如她不能交友，因为交友浪费时间。再如托鞋只能在卧室里穿，而不能穿到起居室，因为托鞋的定义是，“托鞋：一种轻便鞋，通常是休闲时和裸体时穿的……” 不仅如此，男尊女卑的传统也让玉雪感到不平。哥哥上大学的费用，家里可以支付，而她上大学的费用，却必须自己支付，仅仅因为她是个女孩。弟弟天恕出生时，全家一片喜庆，满月宴也搞得非常排场，但作者借姐姐的口说道：“这种喜庆场面只有生儿子时才有。15年中，从天福到天恕，中间生了三个女儿。在天恕之前是玉宝，可是玉宝出生时全家静悄悄的，根本就没有这种场面。” 此书主要描述作者本人摆脱父亲及家庭的控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追求女性独立，在美国社会中以个人的努力而出人头地的奋斗历程。此书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同化论式妥协不折不扣的化身，他们认为：《华女阿五》将华裔美国社区渲染成了一种具有异域风情的印象，并把主人公创造成为一个热切盼望着主流文化认可的“模范少数族裔”，这是在迎合白人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想象”，流露出殖民心态和自我东方化倾向，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对白人立场的默认。L2J 这种认同心态导致了以赵健秀为代表的一些华裔美国作家的猛烈批判，从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认同(counter—identification)'’意识。赵健秀认为上述心态无形中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以致在其作品中呈现的并非真实境况，而成为传播白人观点的工具。他认为相关作家有着所谓的“双重人格”，尴尬游走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问，无法准确定义自己的文化身份，其实这样就代表了华人的不可同化，也就为美国主流社会歧视和迫害华裔提供了理由。华裔美国人的主体和个性意识被主流文化彻底扭曲了，成了温顺、娘娘腔、怪异等代名词，他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 “今天，第一代华人移民出生在美国的后代，能够讲这个国家白人移民的童话故事，比如灰姑娘、丑小鸭等：但是一旦让他们讲中国的童话故事，他们就茫然不知。令人惊异的是，他们还大为光火，不明白为什么会讲那么多的欧洲童话，还需要讲中国童话。我fi]并不是为了成为白人而来到美国的。白颜色并不是财富，也不是自我、家庭或自由。为什么要放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历史，乃至我们的姓名，来取悦于白人，并此为自豪呢?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羞耻。”因此赵健秀积极主张华裔作家应在作品中建立起中华民族文化基础上的男性英雄传统，以此来颠覆美国东方主义文化话语对华裔男性形象的蛮横扭曲。可以说这种质疑西方中心的建构模式其实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为了对意义有一些重新的思考，必须有另外一套思考模式，正如德里达所说：如果你要假装和中国人说中国话，我们势必要用中国话来说。赵健秀的这种文化英雄主义的建构，其实是用一种权威和教条取代另一种，或用一个中心替换另一个，最终还是陷入了二元对立的话语怪圈。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民族主义就是殖民主义的衍生物，因此，对民族主义的依赖根本无异于对殖民主义本身的依赖。进入2O世纪90年代以后，华裔美国作家们开始反思这种陷入了西方二元式对立思维模式的内部争论，用超越二元对立的方式重新审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也即否定的认同，超越族裔性的界限，以整个世界为家，身份可以自由转换，这种在多种文化的边缘和夹缝中寻求生存的策略就是后殖民理论家们所倡扬的“世界主义”。任碧莲在其小说中大胆实践了这种超越，其立场应该是“反本质论的(antiessentialist)”。她在小说中彻底超越了华裔作家长期以来的孜孜以求的“文化认同”主题，充分地展示了对之前华裔美国作家的文化认同和两难抉择的越界性，把这种对“地球人”身份的向往发挥到了极致，甚至走向了对自己族裔身份的摒弃。在她那里，自我的认同和选择在种族、文化身份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原初的血统世系则退至无关紧要的次要地位。其主要作品有《典型美国人》、《梦娜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爱妾》。其成名作《典型美国人》中描述了初到美国的华裔第一代拉尔夫·张一家在美国社会奋斗并逐渐被美国社会同化的经历，叙述了张家伴随着对物质积累的欲望的发家史，接下来又从张家的视角展示了美国的无限可能性。任碧莲从一个亚裔美国人的全新角度具体地反映了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适应过程。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当我写下第一句‘这是一个美国故事’的时候，我是在重新定义美国传统，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我明白我会被当成少数种族，我想摆脱这种状态。”在《典型美国人》中，任碧莲打破了所谓华裔和欧洲裔美国人的二元对立。她通过描写华裔美国人张家的内心世界，揭示了不仅欧裔美国人歧视华人，华人也反过来歧视他们。依此任碧莲把张家人定义为真正的美国人，而颠覆了欧洲中心论所定义的“典型美国人”的权威性，她认为谁是“典型美国人”这样的概念要重新定义，正如后殖民批评家霍米·巴巴所指出的那样：“诸如统一的民族文化概念，传播一致性的或者相近的历史传统的概念，或者‘有机的’民族社区”正处于深刻的重新定义过程。”_4 任碧莲早期的小说详细描述了第一代移民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身份的发展，并且批评了美国的成功神话。后来的小说都采取了一个全然特殊的视角，打破了身份界限的固有标签，并宣称身份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对于少数族裔长久以来在白人世界所处的弱势地位，索乐思倾向于这样一个解决办法，他认为不要区分白人、亚洲人、黑人，而应该区分苏格兰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这种区分就会使真正的差异被模糊掉了。突出这种族裔性将会使少数族裔的弱势更加彰显，而遮蔽这种差异性将不失为一个极佳的多元共存策略。任碧莲的第二部小说《梦娜在希望之乡》充分体现了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在这部小说中，她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身份不应该被认为是固定的，对于小说中的年轻人来说身份是变动不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