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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万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中国就有了原始陶器的生产。原始社会制造陶器,开始是用手工捏制的方法制成一定器形,后来发展为将陶土搓成一样的泥条,再把泥条盘成一定器型,将其内外用手抹平。到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出现了轮作制。进入封建社会后,劳动人民又发明了模制法,即将陶泥填入模具中,脱出器物的全形。学术界认为,最原始的烧制方法是堆烧法,把晒干的陶坯放在露天柴草中烧。

在六七千年前,人们开始使用陶土烧制陶器。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陶器的颜色,把陶器分为红陶、灰陶、彩陶、白陶、彩绘陶、黑陶和釉陶等系列。瓷器是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瓷器的生产最早出现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到了东汉,中国已经能烧制成熟的瓷器。瓷器的制造程序和陶器类似。根据瓷器的釉色,可把瓷器分为青瓷、白瓷、青白瓷、黑瓷和彩瓷五大类。

中国瓷器出现后,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的持续发展,到宋元时期,进入了兴盛繁荣阶段。各地的官窑和民窑,创烧出众多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图案精美多样的各式各样瓷器。明清时期,中国制瓷工艺水平达到了历史颠峰,甜白釉、翠青釉、柴釉、黄釉、孔雀绿釉、鲜红釉等高低温色釉的烧成,标志着中国制瓷工艺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水平;斗彩、五彩、素三彩、黄地红彩、粉彩、珐琅彩等装饰风格的各式瓷器的生产,在中国陶器文化史上形成了绚丽璀璨的画卷,深深地吸引着西方国家,中国因而享有“瓷国”之誉。从唐代开始到宋、元、明、清,中国陶瓷通过“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不断远销到亚非欧和美洲,遍及世界各地。淡雅明净的青花瓷,最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中国瓷器的装饰艺术也曾风靡欧洲社会。17~18世纪,法国流行一种“洛可可”艺术风格。洛可可艺术风格的特征是:“比例关系偏于高耸和纤细。造型均取C形涡旋形,一般均以不对称代替对称,色彩明快柔淡,象牙白和金色是流行色。”[1]而色彩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的中国瓷器就成为法国特别适宜的装饰品。法国人把它称为“鹅绒白”或“中国白”。除法国外,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也成了中上层社会最受欢迎的装饰品。我国学者朱谦之在谈到洛可可艺术时,曾引用英国学者赖赫淮恩的话说:“洛可可的精神和中国的老子最接近,潜伏在中国瓷器、丝绸美丽之下,有一个老子灵魂。”[2]

西方国家的一些装饰纹样,也通过专门订制的途径,印绘在中国陶瓷上。16世纪中国陶瓷上开始出现的“文章瓷”,即是这种形式的集中体现。西方装饰艺术在中国瓷器上的出现,形成了中国瓷文化艺苑中独具异国情调的一支奇葩。由此可见,中世纪以来的中国陶瓷,在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中国陶瓷在丝绸之路上的运输

中国与西方进行商贸、科技、文化交流的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早在西汉出使西域之前就已形成。张骞出使西域,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汉朝通过新疆、波斯至叙利亚的这条丝绸之路,与罗马帝国进行交往,罗马帝国从中国得到丝绸与铁。自唐代以后,中国瓷器兴起,迅速风靡国际市场,其影响很快超越丝绸而成为世界性商品,大量的中国瓷器也就沿着这条著名之路与丝绸一起运往西方了。

8世纪末9世纪初,呼罗珊地区中心地带尼夏普尔,是阿拉伯帝国达希王朝、沙法维王朝(867~903年)的首都,近年来,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大量晚唐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唐代以后,丝绸之路虽然因海路交通的发展而相对削弱了它在沟通亚、欧交通方面的地位,但实际上它仍然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元朝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往又一次形成高峰。1975~1976年间,在新疆伊梨霍城县境内,先后两次在不同地点发现了两批元代瓷器,其中龙泉枢府窑、磁州窑、景德镇窑和钧窑的产品都有,品种包括青花瓷、白瓷、青瓷、白釉黑龙瓷等等。20世纪80年代末,在前苏联所属阿塞拜疆共和国基洛瓦巴德以南的甘扎古城遗址,也出土了一批中国青花瓷。这批瓷器具有器外底部无釉、器底凸起、装饰纹样疏明等早期青花瓷的特点,考古学认定是元至明初的产品。

甘扎古城是中世纪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它处在连接西亚各国、印度和中国的十字路口,著名的舌马哈—阿尔杰彼利—大不里士商道就从甘扎古城经过。西亚各地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众多,草原丝路和陆路上其它商道的运销肯定是其途径之一。明朝时期,丝绸之路上陶瓷的运销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万历年间出版的《野获编》记载:“鞑靼、女真诸部及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以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为使清脆的瓷器能经得起跋山涉水、陆行万里的颠簸,聪明的商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把每件瓷器内部都装上少量的泥沙和豆麦,按十个一组把瓷器叠摞捆扎,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频频洒水,一段时间后,豆麦发芽生长,填充了瓷器内的空隙,缠绕胶固为一体。试投之以地,不破损者,即可装运。这种包装瓷器的价格比一般包装的瓷器要贵10倍。由此可见,明朝的陆上瓷器运销,占其商业贸易的比重也非常大。

三、中国陶瓷在陶瓷之路上的运输

“陶瓷之路”是唐末至明初东西方间的海路要道。这条商路由中国海港出发,经太平洋、印度洋,绕过阿拉伯半岛抵达红海,在埃及福斯塔特(古开罗)中转,与“丝绸之路”一样,直达罗马等地中海国家,可谓殊途同归。在这条海路上进行贸易交换的商品,主要是各种各样的陶瓷器,故称“陶瓷之路”。公元8世纪中叶,中国制瓷工艺已有长足的进步,北方的白瓷和南方的青瓷都趋于成熟,南方经济的发展为陶瓷大量出海创造了条件。在广东、福建和浙江沿海出现了一批烧制外销瓷器的瓷窑,产品以青瓷为大宗。发达的造船业,已可提供数量可观、质量坚固的海船。唐人的航海技术也大有进步。而陶瓷海运较陆运更安全,较少损坏,载运量也大,陶瓷逐渐成为丝绸以外大宗向外运销的物品。

阿拉伯人是唐代国际贸易的主要伙伴之一,波斯湾的一些港口是阿拉伯商人主要的出海地点。他们的目的地就是中国。阿拉伯作家扎西兹(776~868年)在他的《商务观察》一书中,列举了从中国运去的“多彩陶瓷”;地理学家伊本·法吉赫在其《地理志》中,将丝绸、瓷器和灯列为中国的三大名产。

中国唐代东西洋航路所及之处,都发现了许多瓷碎片。宋代政权建立以后,中国陶瓷对外销售有所增加。宋王朝比较重视海外贸易,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宁波)、泉州、密州(山东诸城)、秀州(浙江嘉兴)设“布舶司”,将大量陶瓷从这些港口运往亚非各地。成书于南宋理宗室庆元年的《诸蕃志》,是一本研究宋代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惟一完整的文献。书中提到当时与中国以瓷器进行贸易的有1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南宋时,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规定凡外货以绢帛绵绮、瓷器为代价,不用金、银、铜钱”。[3]

南宋末年,由欧洲来的荷兰商人到泉州贩运瓷器,虽价值达到与黄金重量相等的程度,但仍供不应求。元代经海路输出的中国瓷器较宋朝规模更大。据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元时与中国进行瓷器贸易的有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伊朗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随着国际考古事业发展和中国古瓷热的兴起,在朝鲜、文莱、巴基斯坦、埃及、苏丹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