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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9世纪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表现为人们的身份由“英王的臣民”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公民。这一转变不是在争夺权力的枪林弹雨中完成的,而是在争取权利的宪政改革中进行的,“澳大利亚英国人”的权利演进为澳大利亚的公民权利。这是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关键性的重要内容。在英联邦国家里,这种现象在由脱胎于英吉利民族而生成的新民族,以及由英属移民殖民地转型而形成的民族国家中是常见的,而在澳大利亚表现得最为突出和典型。澳大利亚、英国以及新西兰等国学者对此研究抱以关注,但因出于不同的立场而众说纷纭。①一1788年1月,英国政府在澳大利亚建立了殖民地。有别于英国在其他地区意在进行商业贸易和拓展帝国的殖民活动,澳洲殖民地的建立是英国刑事体制内部结构调整的举措之一,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即用于羁押英国的流放犯,其性质和作用与英国本土上的①此类研究主要是围绕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关系与联系而展开,争论也因此生成,而关于权利问题的研究散见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澳大利亚人越发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国度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因此,相关研究大多是强调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是在澳大利亚的社会变化以及与英国的渐行渐远中形成,探究澳大利亚社会从“英国化”到“澳大利亚化”的变化表象和原因。参见W. J. Hudson,Australian Independenc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8 ;M. McKenna,The Captive Republic,Cambridge University ,1996 ; L. 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Nationalism,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4。

英国学者的研究大都见于相关的英帝国研究之中,其主要内容除了以此考证19世纪英国帝国政策的调整与作用外,侧重于论述和阐释英国与澳大利亚的民族渊源、澳大利亚人的“母国情结”和英国对澳大利亚的容忍、帮助与保护等问题,以显示英帝国的辉煌和宽宏。参见A. Porter,The Oxford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Oxford University ,1996; P. Cain, and A. Hopkins,British Imperialism Innovationand Expansion, 1688 -1914, Langman,1993。

监狱是相同的。因此,不同于英国近代海外殖民活动所具有的私人性和民间性特征,前往这里的英国人根本不把自己当作殖民者,仅分别视己为前来任职的官员、服役的军人或服刑的罪犯,“我是英国人”的意识根深蒂固。与大致同时代志在北美创造“新世界”的美国人不同,这里的人们在致力于移植和复制一个英国社会。他们的意识与行为体现出英国人“独有的工业民族精神”,①导致了澳洲经济生产的出现和发展,“牧羊业大潮”的兴起为典型一例。这一切使得澳洲各殖民地的社会面貌发生变化。以悉尼为例,1804年时,这是一处“遍地都是树桩和枯树”的营地;而到1810年,“来到悉尼湾的人会认为自己置身于一个大城市”。②澳洲的财富和机遇令英国人刮目相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英国移民。1820年,全澳人口总数为33543人,1830年为70039人,1840年为190408人,1850年为405356人。③移民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1833—1842年进入新南威尔士的移民为例,在1833年的移民中39%是自由民,61%是罪犯。这个比例在1837年开始变化,自由民的比例逐渐超过罪犯,为51%和49%;在1841年和1842年,自由民连续为100%。④在当时的澳大利亚作家H.金斯利的笔下,这些移民得以栩栩如生地再现:他们怀着发财的愿望来到澳大利亚,处处表现出英国贵族的清高和矜持,“骨子里仍然自傲地视自己为英国人”。⑤他们深信:作为英国人,他们享有与生俱来的民主权利。这些自由移民以及刑满留澳的刑释人员高谈阔论英国的自由和各种规章制度,认为自己应同居住在英伦的英国人处于同等地位,同样生而自由与平等,拥有相同的民主权利。正因如此,他们不能忍受澳洲的流放制度及管理方式,尤其是不能忍受实为“大典狱长”的总督们的专权。这种制度限制和妨碍了他们的行动和权利。此时也正是英国的社会改革运动蓬勃开展之际,许多来自英国的自由移民深受英国议会改革和宪章运动的熏陶,不仅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且充满急切的社会改革愿望,澳洲的社会状况使他们越发难以忍受。他们所要争取的民主权利是“英国人的权利、陪审团审判制度以及代表纳税制”,谈论的是“英国人的自由”。⑥虽然在这些移民之间的争斗倾轧十分激烈,但在反对英国在澳洲现行统治上则是一致的,矛头直指流放制度。他们没有着力创建自己的政治学说和探索新的社会制度,而是引用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形成的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这是因为他们自然而坚定地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澳大利亚“桂冠诗人”鲁滨逊呼吁:“在故乡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这里就是继承。”可见,他们所认同的权利是作为英国人所拥有的民主权利,而这样的权利则因他们移居“流放犯殖民地”澳洲而或受损,或丧失。这种对“天赋权利”的认同导致出现了从19世纪初期至中期的自治运动。这场运动的实质就是争取“在故乡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奉行“自由帝国政策”的英国则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1823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改善司法条例》。这个又被称作《新南威尔士立法法案》的法案使新南威尔士得以成立一个咨询性立法机关。这是澳洲从英国移植用于维护权利的代议制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总督是英王的代表,但澳洲民众是将两者分开的,认为:“我们效忠于一个人———英王……我们应将英王与总督加以区别……是总督伤害了英王。”①这种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反映出这些来自英国的移民在保持着英吉利民族特有的忠君意识的状态下,用“恩赐”的代议制来对抗总督的专权,以获得应有的权利。随着运动在新南威尔士的演进以及向澳洲各地的辐射,时至19世纪50年代初,“一种发展的自然规律很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澳洲)殖民地的自治”。②1852年12月,英国政府决定“允许(澳洲)各殖民地按照由威斯敏斯特立法通过的宪法来建立内部自治政府”。③随之,责任政府在新南威尔士、范迪门(后更名马斯塔尼亚)、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分别先后建立。随后,英国又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殖民地法律有效性法》,明确了英国议会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议会之间在立法程序和立法有效性等方面的关系。④自治运动使澳洲的社会形态由流放犯殖民地转型为公民殖民地,这里的人们心满意足地得到了作为英国人而应有的权利。此时的澳洲各地人们的“权利认同”是基于“在故乡与生俱来的权利”,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因拥有“英国人的权利”而得到的来自母国的特惠与保护(如政治上的扶植、经济上的优待、防务上的拱卫、外交上的包办,等等),习惯于被称为“澳大利亚英国人”。在他们的眼里,责任政府是英王“赐予”的礼物,即“给予了英属殖民地以管理他们内部事务的权利”。这种状况使种族感情的纽带依然牢固而稳定地维系着英国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联系,表现为澳大利亚对英国的依附与英国对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庇护和扶植。从1860年起,澳大利亚就实行了男子普选权和秘密投票制度。在当时,只有英国、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家基本实现了这些权利。二由于与英国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联系,澳洲人享受着如此之多的权利,“过着类似地中海或南太平洋人的生活”,以致有人认为它是“一个不正规的殖民地”。⑤尽管在许多场合,澳大利亚人对英国显露出不恭敬的态度,但他们的“母国情结”是自然而强烈的。在19世纪中期,在英国和澳大利亚,都有不少政治家和学者预言到澳大利亚将会逐步成为独立国家,⑥但是,澳大利亚人对现状已经满足了,他们关心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