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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英语已经成为一种多国家、多文化和多功能的国际语言。英语的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导致其本土化(nativization),使得英语这一抽象概念向其复数形式“英语族”(Englishes)的转化成为必然,世界各国的语言学家和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英语变体”这一概念。可以说“英语族”这一概念的出现最好地反映了当今英语的变化。^[1]且不说国外学者们对英语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及其引起的问题所持的纷争孰是孰非,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发展起来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英语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却已是不争的事实。^[2]朱跃提出用内在尺度去确立新加坡标准英语,^[3]并认为新加坡英语应充分体现地方英语的语言特色和文化特点。

所谓内在尺度是指在保留英语共性的基础上,根据本国英语语言的特点制定出反映本国英语语言规范化标准,并以此来衡量本国英语语言素材的规范性。外在尺度是指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所制定的英语语言规范作为衡量本国英语语言规范化的尺度。如果根据朱跃的说法,在中国使用的英语其标准显然应用外在尺度去衡量,因为英语在中国既不是母语又不是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而是外语。但本文的中国英语并非指在中国使用的英语也非只有中国人才能使用的英语;而是指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并反映中国文化及其语言特色的规范英语;作为一种变体,它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使用的。

二、关于中国英语的纷争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一词于1980年首次出现在葛传椝的文章中。^[4]从此,中国英语作为一个热点问题,不时有人撰文对之进行探讨。这些讨论有些侧重于探讨中国英语的合法地位;有些侧重于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在理论上的区别,即其定义问题;有些侧重于中国英语的实际运用;还有些则在此基础上描述中国英语的特征。回顾中国英语的研究历史,我国学术界对其存在的纷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术名之争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黄金祺提出我们在翻译中应当肯定“西译汉化”现象的积极面。[5]他对“汉化英语”定义为“带中国色彩的英语”,认为“它首先是正确的,其次是带中国色彩的;它是适应了中国的思想方式和文明,并为中国的思想方式和文明丰富了的英语。”他提出把“汉化英语”译为Chinese English,把中式英语译为Chinglish。黄文的观点引发了一场辩论。首先是周式中对黄文提出质疑。^[6]他指出所谓的“汉化英语”,就是我们所知的China English。在之后几年中,有学者提出称“中国英语”为China English,称“中式英语”为Chinese English或Chinglish。^[7]此外,在此之前有人用Sinicized English称“汉式英语”,并认为那些反映“‘中国的事,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情调’的‘中国风味’的英语也可称为SinicizedEnglish”。^[8]杨自俭教授曾问过翻译家叶君健是否在其用英文写的小说里有Chinglish,叶老说“有,但不应叫做Chinglish,应叫做Sinicized English。我是中国人,不能不在使用英文时受汉语思维的影响。”^[9]孙骊也曾提到Sinicized English,似乎也有此意。^[10]不过,正如李文中所说,^[7]“既然Chinese English已略带贬义, Sinicized English有‘中国式英语’之嫌”,那么可仍称中国英语为China English。这一提法目前似乎已无争议。

2. 定义之争

汪榕培认为中国英语的定义应包括三个部分的含义: (1)“中国人在本土上用的”; (2)“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 (3)“具有中国特点的”。^[7]李文中建议将中国英语定义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至于中国式英语,他认为中国英语与之“既有联系又有质的区别,二者都是表达中国特有的事物,具有中国特点,但中国英语属于规范英语,其构成和使用范围也比中国式英语丰富和广泛,其对英语的影响将随着我国对外宣传的进一步扩大而增强;而中国式英语是一种畸形语言现象,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化,它会日趋减少直至消亡。”之后,谢之君对“中国英语不受母语干扰”这一论点提出其不同看法,^[9]认为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都存在汉语干扰。

3. 关于中国英语的定位问题

孙骊提出“目前讨论在中国使用的英语是否应当看做是语言学上的一种变体条件尚不成熟”,^[10]认为“英语在中国客观上并不具备使其成为制度化变体的政治、社会条件”,并指出“要使英语和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相结合也决不是容易的”。除了词汇、搭配层面上的问题,更有句及语篇等层次的难题。其后曾有李文中分别从词汇、句式和语篇等层面分析中国英语的构成。^[7]而谢之君明确把中国英语定位为“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9]也从词汇、句式、语篇三方面探讨了其表现层面。姜亚军也提出China English是英语变体中的一种,^[11]并从语音、词汇等层面阐述其特性。而杜瑞清和姜亚军更是较系统地从语言、词汇、语篇各层面对“中国英语”进行了描写和解释。^[12]

三、中国英语存在的理论依据

从以上纷争不难看出中国英语的关键问题就是其存在的标准问题或范式问题。何自然曾建议从语用学和翻译学角度处理“中国英语”问题。^[13]我想这也是走出中国英语纷争的切入点,也是区别中国英语与规范英语和中式英语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本文探讨标准原则问题之前,有必要从翻译和语用的角度分析其理论依据。

1. 翻译中的异化

因为中国英语的概念最早也是葛老在探讨翻译方法时提出的,那么所有的纷争也只有从翻译和语用的角度出发,才能得到更好地解决。早先所说的关于“西译汉化”的辩论^[12]在翻译界还可以映射为汉英翻译中的“异化”问题的争论。^{[14][15][16][17]}过去翻译界趋向于用“归化”来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但随着我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异化”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汉英翻译的异化现象的增加也逐步导致了人们对中国英语的极大关注。宋德生曾提出把“望子成龙”直接译成to long to see ones' son become a dragon。^[18]他认为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深入传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已知道“龙”在中国有着与他们不同的内涵,因此他们完全会接受和理解这一译法。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语用学上的语用移情加以进一步说明。

2. 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

何自然在对用英语表述与我国国情有关的用语时提出了“语用移情”这一概念。^[19]他认为像“待业青年”(youth waiting for jobs),“铁饭碗”(“iron rice bowl”permanent job once assigned)这些例子“不应看作不地道的英语而加以排斥或藐视”,认为只要操英语的本族人“排除民族、文化差异的偏见,在交往中乐于语用移情,他们是会逐步接受这种英语变体的。可以说,“语用移情”也是中国英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理论依据。对于“语用移情”,我们要正确理解。有人提出“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