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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弊端：一是有先入之见；二是把文本内容和形式强行分开。新批评认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作品的内容是通过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容，而形式也只能是内容化了的形式。这种从内容到形式的“二分法”的分析范式源于哲学中的“二元论认识”模式，而新批评的这种从艺术形式到思想内容的分析法则建立在内容和形式整一的“一元论”的哲学基础上。杨周翰先生指出：“新批评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从形式到内容。”（1）这种从作品外在的语言结构形式到深层的思想内容的分析法值得我们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学习和借鉴。正如诗人歌德所说：“题材是人人都能看见的，意义内容只有经过一番琢磨的人才能把握，而形式对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秘密。”（2）我们决不能因新批评的形式主义倾向而放弃对作品艺术形式的必要分析，现代批评理论告诉我们：那种只谈思想内容而不谈艺术形式的批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而那种离开或绕开对文本艺术和审美性的分析而直达对文本反映的现实思想内容的分析，或者把二者强行分开的分析模式，它也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学艺术分析，这种分析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直接绕开对作品必要的艺术和审美分析而直抵所要索取的政治思想内容。上述研究和批评者对鲁迅《孔乙己》两个细节的分析就犯了这一弊病。

二、当前文化研究和批评对文本细读的严重疏离与脱离。

新时期的文艺批评走过了三十年的路程。从批评形态看，先后提出了“新启蒙批评”、“美学历史批评”、“学院派批评”、“文体批评”、“理论的批评化”、“批评的理论化”、“文化诗学批评”、“生态批评”等等。这些批评形态的提出，都积极尝试解决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中遭遇到的一些紧迫的现实问题,带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反映了文艺批评界的反思深度和理论建构努力。但也存在许多问题，这里我就当下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批评严重疏离和脱离文本和要不要细读文本的这一批评现象来谈一些看法。

对于流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目前有这样一种模糊的看法，认为中国的文化研究与西方的文化研究共同经历了由社会历史批评到形式主义批评，又由形式主义批评到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批评的回归过程，好像文学研究又重新回到原来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批评的起点上。其实，这是一种严重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产生的知识背景的误读。西方的文化研究确实是在对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就文学论文学狭隘研究视阈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理论和批评方法，它们把文学置于广阔的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宗教学、科学、政治学等知识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文化视角的引入确实拓展了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视野。但是，西方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对传统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批评的一种简单回归，它的理论方法实质是在注重对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本细读考察的基础上来申说其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蕴涵，以此来进行社会意识形态的干预和履行其现实的政治文化批判功能，它是通过对文本的语言细读和审美艺术形式的分析来透视其中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蕴涵。总而言之，它是一种把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决非简单地向传统形式主义或社会历史批评的回归。为了阐明西方的文化研究和批评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我们需要从米勒对文学理论研究转向的分析说起。关于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变化，米勒在《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一文中有一个堪称经典的分析。他说：“自1979年以后，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的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3）但是，由于知识状况的限制，许多人只注意到米勒上述言论前半部分所描述的现象：文学研究的中心发生了由“内”向“外”的转移，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推动这一转移的原因是由于语言研究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米勒所说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对语言的关注已从“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探讨语言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米勒看来，是否注意到语言研究的这一变化可谓事关重大，因为一旦排除了文学理论研究涉足于社会与历史的领域是通过对语言阐释这个中间环节来实现的，文学研究对历史、社会和自我等等问题的关注，就会被误解成文学理论已退回到传统的观念和方法中去了。显然，国内学术界这种对西方文化研究的误解，显然是导源于对这种文化研究产生的知识背景的误读。它把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走向和变化，描述成一个因“语言转向”陷入困境而不得不过渡到“文化转向”的历史选择过程。这种把语言研究和对文学的文化阐释解释成彼此无关甚至相互对立的模糊认识，显然还是在传统文学理论赖以生成的知识语境中读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转向。因为从这种说法中可以看出，坚守传统的知识结构就无法理解米勒再三强调的那种变化，即今天的理论研究之所以关注文学和文学活动的社会意义、历史维度和文化内涵，并非源于对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眷顾和重新认同，而是基于一种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密切相关的认识，即“文学研究虽然同历史、社会、自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应是语言学之外的力量和事实在文学内部的主题反映，而恰恰应是文学研究所能提供的、认证语言本质的最佳良机的方法。”（4）也就是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文学理论研究对文学与历史、社会和自我的关系的关注，是建立在把语言和语言活动视为一种“症候”(Symptom)认识的基础上。症候意识的形成说明理论转向之后的文学研究不仅走出了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知识背景，放弃了把文学语言的描述视为对现实生活的“再现”或“反映”的观点；而且还走出了形式主义批评的狭隘封闭的圈子，不再把语言仅仅视为结构研究和形式研究的对象。今天的理论研究更倾向于把文学语言视为一种有待分析的“症候”，强调文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语言症候的细读把握、分析与诊断，揭示其隐藏于文学文本中深层的社会、历史、政治等文化意识形态蕴涵。

面对国内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批评产生的知识背景的误读，面对国内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批评严重脱离文本的研究和批评现象，对此，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教授指出：“在当前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批评家只聚焦于文学事件或文化事件,而很少阅读和研究批评的对象：现当代文学作品。有的批评家甚至公开声称,他不读某个作品也照样可以批评。可见,这些批评家所关注的不是作品的自身的性质或价值,而是围绕在作品周围的事件。这种不读作品只是关注围绕作品周围的事件所发生的批评，其目的不过是商业炒作，把人们从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性上引开。这种批评对于商业也许有意义，对于人们在无聊时候助谈兴也许有意义，但对于真正的文艺批评毫无意义。”

对此，童庆炳先生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构想。（6）“文化诗学批评”的立意，是在坚持文艺审美特征的条件下，把形式批评中对作品的细读和文化批评中对作品社会文化意义的阐释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批评形态，这种批评形态才是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真意所在，这种批评一般是从作品的文体细读分析和研究入手。童庆炳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文体与文体创造》一书中指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一个批评家完全可以从细读作品开始，深入作品的语言体式，进一步揭示作品语言体式所表达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和评价，所显现的精神结构；最后则要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深入揭示作品所体现的时代文化精神等。这样我们就把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综合起来，形成对作品整体性的深入把握。这样一种批评方法既不同于那种感想式的、印象式的批评，又不同于刻板和机械式的单纯的社会学批评，而是把对文本内在语言细读分析、审美体验与外在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考察结合了起来。同时，在当下文化批评语境下重提和强调文本细读也有一定国外的文化学术背景。著名的西方文论研究专家申丹教授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西方政治文化批评的激进氛围有所缓解，不少学者又开始重新关注文学作品本身，因此，‘细读’方法也在西方以‘新形式主义’的面貌逐渐复兴。‘新形式主义’之新就在于它摆脱了传统的旧形式主义将文本与社会语境相隔离细读的局限性。”（7）也就是说，当下文化研究和批评语境中的文本细读已不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