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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肯定。事实上，作者也认为，“天使” 与“魔鬼”应属于同一“有血有肉”的女性角色的不同两面，并在简·爱身上得到不同程度的表现：前者表现的是理智和约束，以及对传统观念某种程度的遵循；而后者，伯莎这个叛逆型的“魔鬼”所体现的是被男性所压制的女性的愤怒与挣扎，被压抑的女性自我在她藏身的角落里向男权统治者发起进攻。在劳渥德寄宿学校，海伦对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和特权阶层表现出足够的容忍和耐心。与海伦的循规蹈矩相比，简·爱似乎对压制她和海伦的特权阶层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如果说简·爱对里德表兄的还击是出于本能，因为她的生命在受到威胁，那么她对里德太太关于她是一个小骗子的言论的驳斥则可被看作是对特权阶层有意识的挑战：“人们认为你是个好人，但是你很坏；心眼不好。你才是骗子！” ⑽简·爱得出结论说：“当我们无缘无故挨打的时候，我们应该狠狠地回击；我肯定我们应当回击——狠狠地回击，教训教训打我们的那个人，叫他永远不敢再这样打人。” ⑾她一点也不能理解，更不能忍受海伦如此耐心，无怨地接受各种惩罚，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愤：“我要是换了你，我就讨厌她；我就向她反抗；她要是用那个教鞭打我，我就把它从她手里夺过来，当着她的面把它折断。” ⑿然而，这种看似极端的个性并未妨碍这两位苦命的女孩成为知心朋友，这是因为简·爱和海伦所展示的是同一女性的不同两面。如果简·爱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小女孩所展示的是不受约束的女性自我，海伦所体现的则是女性自我充满理智而又倍受压抑的一面。其实在海伦循规蹈矩的外表之下仍然有着矛盾与挣扎，她的表面上的安静与服从不能完全被看作是完全的妥协。实际上，海伦对现世的不公的反抗采取的是傲视时间的一切苦难以及遁世的方式来进行的。海伦的天使信条是积极的，因她需要勇气和矛盾的心理作斗争；同时也是被动的，因她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她只能期待来世，逃向另一个世界。简·爱在盖兹海德府受到里德舅母一家欺凌时，曾多次选择躲藏到隐蔽的角落以避免攻击，甚至想过要改变自己去迎合和讨好他们。后来在劳渥德孤儿院时，她很多时候也只能默默受罚，虽然心有不满，但对海伦所宣传的“爱敌”、忍让式的信条表示肯定和佩服，并在潜意识里去践行这些信条。这说明简·爱在对待不公正待遇时所采取的态度与海伦有着或多或少的相似。虽然简·爱比海伦不安分且热烈得多，但作者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简·爱和海伦有着相似悲惨的孤儿出身和受虐的经历，但是两人的对待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走向和结局也不一样；简·爱不认同海伦的妥协，但她爱海伦，意识到海伦的信仰中有着她所应当吸取的在艰难生活中生存下去的理由。和海伦相比，谭波尔和伯莎两人与简·爱之间的言语和思想上的沟通没有前者频繁而深入，但她们也同样对女主人公的成长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伯莎，她是作为孤独的“恶”的一面成为作品中最诡异的女性形象，用自身惨痛的失败来警告简·爱要在反抗现实的行动上慎重更慎重。罗切斯特将伯莎视为通往幸福之路的障碍，称她是“野兽”、“妖魔”、“恶魔”。事实上，伯莎这一人物作为“魔鬼”的形象出现，是具有多重意义和争议性的。首先，她属于当时男性社会所否定的女性形象之一。伯莎虽然貌美如仙，但她在嫁给罗切斯特之前是一位妖艳放荡的富家小姐，为了博得罗切斯特的喜欢，她奉承他，过分地买弄自己的魅力和才艺，使他由于无知、好色、鲁莽和盲目而乖乖上钩。这样的伯莎俨然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美杜莎（Medusa），她的目光触及谁，谁就立即化为石头，因此被归入“魔鬼”一类中。再者，与罗切斯特结婚后，伯莎毫无传统家庭主妇谦恭娴静的幽雅风范，而是不断蛮横地发脾气，或者拿一些荒谬、矛盾、苛求的命令折磨人，使仆人们没有一个忍受得了。她从中暴露出来的心灵平庸、卑鄙、狭窄，使她十足一个悍妇一般，再次接近“魔鬼”形象的范畴。然而，伯莎也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她由父亲推卸责任式地安排给一个只是迷恋自己外貌却并不深爱自己的丈夫，本身的遗传性疯癫病更没有得到适当的理解和照料，反而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阁楼上，被一个像男人一样强壮勇猛的女仆专门看守着，她无从发泄自己的不满，只有整日整夜地狂叫乱撞，并趁看守人不注意的时候跑下楼来伤人毁物。从人道主义角度看，伯莎是值得我们同情的，她的悲剧是由其父亲、公公和丈夫等男权人物共同造成的，她作为悲剧的最大受害者却丝毫感觉不到自己的可悲，因为她疯了，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当她以野性的、极端的方式来反抗禁锢时，又被强大的以罗切斯特为首的男权社会套上“恶魔”的罪名，遭受不明真相者的鄙夷和排斥。在受到伯莎“魔鬼”式的困扰后，罗切斯特理所当然地要寻找一个天使来拯救她，而简·爱不小心踏入了罗切斯特为她设好位置：“一个真正的天使”。然而，简·爱坚决否定了强加给她的这个角色：“我可不是天使……在我死以前我不会成为天使。我将是我自己，罗切斯特先生；你不能指望也不能要求我这儿有什么天堂里的东西——因为你得不到的，正如我从你那儿也得不到一样；我压根儿就不期望这个。” ⒀简·爱之所以否定自己的崇高，是因为害怕自己在男性温存的赞语下逐渐失去清醒的理智和独立的意志，而成为另一个“伯莎”。可以，她同情和理解伯莎，因为她也一度想过要做男权统治的坚定反对者，努力挣脱传统女性的种种束缚，同时，她也从伯莎身上意识到了希望的渺茫，反抗的危险，所以她只能在心底里可怜这个疯女人，并时时警告自己不要重蹈覆辙。因此，简·爱要极力强调她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灵，而不是某一固定的如谭波尔式的天使或者伯莎式的魔鬼的模式。在传统女性世界里，父权制文化将女性的精神、灵魂与性和物欲截然分开，女性形象由此被限定为两种固定的模式：要么是代表精神与灵魂的天使，要么是代表性与物欲的魔鬼。这两种固定的模式否定了女性的自我和个性。而简·爱将“天使”和“魔鬼”统一为同一女性的不同两面：海伦和谭波尔小姐在传统道德理念方面深刻影响着简·爱，并教会简·爱忍耐与自我克制；而伯莎象征简·爱压抑的自我挣扎着要获得自由。这样要求统一的初衷，代表了简·爱理智、清醒的自我认识和价值选择，以及不囿于男性统治下的传统女性世界信条的大胆取舍和中和，使得简·爱具有了崭新的生命气息，成为一位雅俗兼容的新女性。 3.“能屈不能断”的性格命运对于简·爱是不公平的，她一生都在走着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幼年丧失双亲→在盖兹海德府受凌虐→在环境恶劣、制度专横苛刻的孤儿院学校劳渥德遭受束缚、摧残→桑菲尔德府上受上层贵族小姐鄙薄的教师生活和神秘的女疯子对她的骚扰恐吓→擅自离开桑府途中饥寒交迫的艰辛→在偏僻、孤寂、贫穷的小山村办乡村学校，摆脱恩人牧师圣·约翰的逼迫缠绕→千里迢迢，几经周折重新找到失明的罗切斯特先生。但她没有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是在竭力寻找一条能够于社会中不受歧视的，与人平等行进的道路。在贫困孤独的双重压迫下，她凭借自己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奋斗精神在社会上取得立足之地。虽然这过程中不断地受到挫折和诱惑，可她在保持自己做人的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尽量对事件做出弹性灵活的处理。正如罗切斯特所描述的：“对于只是以容貌来取悦于我的女人，在我发现她们既没有灵魂也没有良心——在她们让我看到平庸、浅薄，也许还有低能和暴躁的时候，我完全是个恶魔；可是对于明亮的眼睛，雄辩的舌头，火做的灵魂和既柔和又稳定、既驯服又坚定的能屈不能断的性格，我却是永远是温柔和忠实的。” ⒁这就是罗切斯特眼中的的简·爱，一个聪慧、独立、特别的简·爱，尤其是“能屈不能断”这一性格描绘，更准确地刻画了简·爱的刚柔并济的个性。他要爱上不美、贫穷、矮小的简·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在通篇中，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简·爱那倔强的叛逆性格。从童年时期与里德表兄的血肉抗争，到桑菲尔德的愤然出走，都表明了简·爱的刚烈性格和敢于反抗的精神。然而，简·爱也不是纯粹的对立者，她作为一个善良、沉稳的女性，其阴柔一面在调和自身与外界的矛盾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反抗的道路上表现出叛逆与妥协的互节互融，这要求我们要对人物进行矛盾性解读。平等观念是简·爱性格构成的一个关键要素，更是她为之抗争的原始动力。平等观念的接受和确立，令简·爱轻而易举地和其他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驱逐自卑的阴影，她因而变得自尊、自信而振奋。但是，简·爱对平等的理解紊乱而又矛盾。恋爱之初，罗切斯特时而冷漠，时而热情，故意亲近英格拉姆小姐。简·爱误以为他要娶英格拉姆小姐，又想把他留在身边，对此激愤不已，她严厉斥责罗切斯特，说了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