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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地说，简·爱的全部奋争，都在围绕着“自卑”一词展开，她的性格由自卑到自尊的转换，为我们诠释了一个从怯懦逃避到与现实奋争，最终获得崇高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新女性形象。简·爱的性格，便是自尊与自卑对立统一的结合，而在这一对矛盾中，简·爱深处的自卑感，无疑是促使矛盾发展变化的内因所在。传统观念对女性的要求是或有财产或有美貌，不少出身低贱的女子只有借漂亮的长相才能实现“飞上枝头当凤凰”的梦想，而无貌无财的女子只有甘守寂寞。在与衡量女性的世俗标准的无形竞争中，简·爱无可选择地被淘汰了。她一无财产，二无姿色，也没有任何可以依托的亲朋好友，一个孤女，一个等级世界里介于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家庭教师，其尴尬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要获得有产阶级的接纳和认同，只有饱受性别上的歧视和尊严的凌辱，在夹缝中求生存。再没有谁比简·爱更清楚自己的两难境地了。为了弥补自身的缺陷，得到世俗社会的认可，简·爱选择了竞争。她要用知识、美德和人格力量来证实自己存在的价值，冲淡人们长期形成的偏见。这由自卑而迸发出的自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使她八年发奋苦读，勤勉好学，日渐成长为一位具有高雅修养、独特魅力、沉静气质的脱俗女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简·爱最初的自卑造就了最后简·爱的自尊。简·爱的自尊在作品中也多处表现出来，尤其是进入桑菲尔德庄园以后，她性格中自尊的一面逐渐占主导地位。因为这时简·爱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体貌的平庸，而多年来的艰苦学习使得她知识丰富、性情沉稳、眼界宽宏，并具备了养活自己和保护自己的能力。她开始懂得要在别人眼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就要时刻表现出自尊自爱，生发出做人的底气与硬气，用自己的知识和美德来证明自己不是英格拉姆小姐那样的“绣花枕头”，而是一位有思想、有个性、有追求的的新女性。在菲尔费克斯太太口中的英格拉姆小姐是“女皇”一般的人物，不但人漂亮，而且才艺也佳。简·爱起初对这位小姐也是充满了钦佩和羡慕，自己的自卑意识再次抬头。当她见到其人时，第一形象是：高大挺拔，像月亮女神；为人傲慢，时含讥诮，且决非厚道。英格拉姆小姐以讥笑自己家庭教师的方式来羞辱简·爱，称家庭教师为“妖魔”，或讨厌或可笑。见识了英格拉姆小姐的谈话、弹琴、做文字游戏等活动，简·爱的自尊意识马上轻松打败了原来的自愧不如，对英格拉姆小姐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太低下；好买弄，不真诚；虽有风度和才艺，但头脑肤浅，心灵贫瘠；缺乏教养，没有独创性；即使对待小阿黛勒，都心怀恶意，无端发泄，冷淡刻薄，不懂得同情和怜悯。对简·爱而言，英格拉姆小姐除了门第、地位和家庭关系优越外，实在贫穷得很，因此，在简·爱和英格拉姆小姐的对决中，从人格到精神，简·爱都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看到，简·爱克服了自身的软弱，逐步提高对自我的评价，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个自尊自爱的简·爱已经勇敢地站到了世人的面前。与简·爱一样，我们每个人在出生之时起就必须接受一些先天的安排，比如我们的性别、相貌、国籍、父母、家境等，这轮不到我们讨价还价地去争取，由于环境会影响性格的形成，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因素给我们带来的困扰。我们无法改变出身，但可以改变自身；我们无法改变处境，但可以改变心境。虽然简·爱这一人物是文学虚构出来的，但是当我们走进作品营造的环境和气氛中，就会发现她是一个有着强烈生命气息的人。简·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她能在诸多生活安排的苦难中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态，虽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完全满意的表现，但这更真实地反映了人的本性和生活的常态。因此，读者应该抛开过度的幻想和要求，以平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简·爱的自尊和自卑，站在人物的立场上感受她的爱恨悲欢，这样才能发现人物的精彩。 2.“天使”与“魔鬼”的平衡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受基督教的影响甚深，人们思想里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也就是说女人从属于男人。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统治着整个西方社会，像座大山压得女性喘不过气来。19世纪中期是历史上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英国奉行着严格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以及极度压抑妇女的各种清规戒律和传统的父权思想，女人的生活自由和话语自由受到基于男性利益的种种信条的限制，长子继承权剥夺了妇女的经济来源，妇女只能在初等学校里接受教育，目的是成长为高雅的太太，“家里的天使”，局限在英国传统女性的三“C” 世界⑺（即Church 教堂、 Cookery烹饪、Children孩子），其自我价值是通过成为男人好帮手，男性世界的忠诚附庸来实现的。随着女性意识的激发，一些有知识、有思想的女性如女作家，开始争取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表面上女性的境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事实却毫不乐观。因为那些不愿在婚姻市场上出卖自己的中产阶级女性可能做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教师或作家。就是在这样有限的工作选择中，女性也是备受歧视。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家理想就曾经因为著名湖畔派诗人骚塞的复信中所言“文学不能也不应成为妇女的终身事业” ⑻而一度打算放弃。而后来碍于女作家的作品通常会受到出版商的拒绝，夏洛蒂·勃朗特只能在《简·爱》的写作中用了“柯勒·贝尔”这样一个男性化的名字来骗过出版商的眼睛。由此可见当时女性解放的道路困难重重。不仅如此，一直以来在文学作品中被塑造出来的女性也逃不出现实女性的命运。基于现实的原因，正统的写作特权牢牢掌握在男性手中，他们无疑成了话语世界的统治者，所以女性的形象就由他们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利益要求来塑造。在历史和文学作品中到处充斥着男性对女性世界的种种描绘，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即“家里的天使”，她们大多年轻美貌，富有教养，多才多艺；除了理想的女性形象之外，男人们还创造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否定性的女性形象，如诱惑者、淫妇、女巫、悍妇等令人厌恶的人物形象。是的，笔就掌握在男人手上，因此历史记载和文学描写中的女性形象就必然渗透男性的偏见，就不真实、不公正。男人笔下的女人往往是按男人臆想的模式捏造出来的，是男性的意志、潜意识的非直觉的流露。因此，怎样才能创造出一个既能摆脱现实女性的命运，又能巧妙逃过男权化写作封锁的新女性形象？夏洛蒂·勃朗特在仔细酝酿着。《简·爱》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作者本身的真实遭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品女主人公的命运际遇和精神面貌。简·爱一出场，就被赋予了极其悲惨的出身和独特的性格风貌，正如简·爱所大声宣布的：“我不是天使，我就是我自己！”这一声划破传统女性天空的呼告意味着其发出者即将给这个沉闷的世界带来惊喜。简·爱首先对自己所受到的教育方式给予了抨击：“女人一般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可是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努力的场地；她们受到过于严峻的束缚、过于绝对的停滞，会感到痛苦，正如男人感到的一样；而她们的享有较多特权的同类却说她们应该局限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口袋，那他们也未免太心地狭窄了。如果她们超出习俗宣布女人所必需的范围，去做更多的事，学更多的东西，他们因而就谴责她们，嘲笑她们，那也未免太轻率了。” ⑼我们听到这段简·爱在屋顶上发出的呼声，好象是在责问上天：女人和男人是一样的人，有同样的感觉，但为什么女人和男人就不平等？可以说，两性之间的不平等是简·爱早在童年时代和里德表兄的对抗中就体会到的，她从中激发了作为女性应该为了自己的平等和男性展开斗争的性别意识。接着，在离开盖兹海德府后，简·爱不断地受到了海伦、谭波尔、伯莎等人合力构成的传统女性世界的正面或反面的教育和影响。可以说，这些女性对简·爱的自我意识的形成的影响是深刻而重要的，乃至直接影响了她对以后的爱情婚姻的价值观。正如评论家普遍意识到的一样，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大胆地对传统的性别观念，尤其是女性的自我评价标准进行了挑战，提出重新审视和定义女性及女性自我。而有趣的是，轮番出场的海伦、谭波尔、伯莎等几位主要女性形象分别被用以“天使”和“魔鬼”的陈规模式来定义和表现。海伦和女教师谭波尔小姐为天使的化身，因她们对特权阶层表现出极大的耐心，而且她们的行为也受到父权制传统文化、习俗的束缚；“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就被归为魔鬼一类，她拒绝像温柔贤淑的 “家里的天使”一样服务于男主人公及他的利益，而反过来对他产生巨大的威胁。然而，勃朗特的挑战正是通过对妇女陈规形象的再现和重新审视来实现的，而正因为小说是建立在传统的框架上，作者对简·爱形象的塑造更加立体。女主人公简·爱在对照自身和上述两种角色时，既不对传统的“天使”完全否定，亦不对叛逆型的“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