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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4](P48)。那么在私有制还没有消失,物质财富还未增多的时代中,经济对女性及婚姻关系的羁绊,女性对经济关系自觉的挣扎与超越,都是无法避免的。这也就是简·爱故事幸福结局以及子君悲剧收场的根源所在。三、人物婚恋观之对比简·爱与子君,虽然她们的婚姻状态迥异,前者幸福快乐,后者走向死亡,其婚恋观,却在迥异的外观下有着暗合,从这里也可以窥见一时代女性大同小异的婚恋状态。简·爱与子君,有着截然不同的婚恋观,在简·爱看来,婚姻的基础只能是爱情,而真正的爱情是不取决于任何外在条件的考虑、利害的支配,它能冲破门第、财产、资产的种种障碍,达到男女双方精神的契合和心灵的沟通, 这就是她的婚姻观和爱情价值理念。因此在追求个人幸福时,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勇气,正因为这样一种清新的美好婚姻观,打动了罗彻斯特的心,文中有这样经典的坦白陈述:“你以为我贫穷、低贱、难看、矮小,就没有灵魂, 没有心吗?……我现在同你说话,并不借助习俗,惯例,甚至不借助肉体,而是我的灵魂在同你的灵魂对话,就好像我们都经过了坟墓,在上帝的脚下,彼此平等———我们是平等的!”[5](P274)《简·爱》表达了一种新的婚姻观:情趣相投, 思想相同,个性的力量才是建立美满婚姻的基石。可是,相比之下,子君的婚姻观却是在“新”的外壳下包含了“旧”婚姻观的内核,子君的爱情,是以对涓生的仰慕为基础的,“爱情”对子君来说,意味着崇拜与牺牲,由于她失去了固有的社会地位,又将生活的希望与价值维系在涓生身上,她认为依赖涓生的养活是合情合理的,她既缺乏独立谋生的能力,又缺乏经济权,也不知道争取这种权利,又封闭在依赖丈夫而活的小天地中,天长日久, 生活与经济的重担磨灭了爱情,子君的悲剧产生。简·爱与子君,虽同样为反抗旧习俗的新女性,思想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简·爱渴望自由,独立,而她做到了,虽贫穷也保持了独立的人格;子君,虽发出强大的宣言,追求自由,却在如何保持自由独立的人格上一无所知,对于爱情的态度是被动、盲目、不自知的。可见独立之人格,对女性婚恋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在她们如此迥异的婚恋观中,却也隐藏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对男权社会及传统的自动归属。在简·爱与罗彻斯特的恋爱中,简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虽对罗彻斯特满怀爱慕,却苦于自己与罗的身份地位悬殊,只能内心饱受折磨、被动的等待,忍受罗与英格拉姆小姐调情,任凭其牵引自己情感。对两性间的感情,采取被动的、依附男性的态度。同时,在现实的爱情纠葛前,简很让人失望地屈从和迁就了传统婚姻观,她认为疯女人所属的社会意义与法律意义上的合法妻子之位,是无法被抹杀和替换的,她无法面对这名存实亡的“合法婚姻”,在关键时刻保护了自己的人格和道德完整,不再勇敢,也放弃承诺,将罗重又推回痛苦的深渊,这种对形式的格外重视,显然大大超乎了她对爱情本身意义的追求,这与其灵魂呼唤灵魂的恋爱观大相径庭。同样,子君也是一个无意识中向男性社会靠近的悲剧女性,她冲破封建家庭,与爱人组建小家庭,从根本上, 还是从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到另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涓生作为她情感上、精神上的支持,在她走出父门时,成功扮演了一位精神引导者角色,而子君没有让精神成长, 她的生活与世界,只因涓生而存在,陷入女性传统心理之中,将丈夫视为理想中可以依靠的神,她不知道,这种传统女性的依靠心理不但不能救自己于现实困境,也不能让自顾不暇的涓生不因为这种沉重的压力而对她冷漠。尽管子君争得了婚姻的自由,却没有同时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传统的封建社会思想禁锢女性,子君部分地否认了这种传统思想的合理性,又从根本上承认了她的合理性,她的反抗恰恰处在传统中,因袭着传统重负,这是造成她精神悲剧的深刻根源。英国自由而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造就了简·爱,五四时代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子君,然而传统的婚姻价值观的阴影又无处不在地笼罩着她们,时代在她们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文本所呈现的价值观及文学母题等各方面呈现出相通、相似又迥异的特征。因此,我们也可以在中西文学的对比中,探寻一些文学本身所应有的品质与精神。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曾思玉.<恩格斯的性爱婚姻观———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的解读和思考[J].学术探索,2004(6). [4]蔡美云.<伤逝>———女性命运的审视与反思[J].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3). [5][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李雄飞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