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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学派认为，译语国家的社会文化因素如主流意识形态对原本的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具有影响，文章通过对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的两个中译本的分析得出，《傲慢与偏见》在我国50年代被解读为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关系的进步作品，符合我国当时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语境，从而获得被译介的资格；两位译者王科一、孙致礼在翻译过程中也受到各自所在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当代西方译学界的文化学派认为，任何文学都必须生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对它的解读和接受，始终都会受到一系列互相关联、互为参照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特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诗学原则、社会意识形态。国内对《傲慢与偏见》的译本的研究对偏向于从语言、文体的层次对不同译本的措辞、语篇、修辞、风格进行比较，而未能从文化层面对译本进行挖掘。文学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它涉及到具有不同历史背景、文化传承、社会习俗的民族和国家，因此文学翻译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活动，本文拟从文化的角度和层次试析《傲慢与偏见》这一原本的选择，以及王科一、孙致礼两个译本中受到的主流形态影响而形成的不同翻译策略。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傲慢与偏见》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刚刚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劫难，饱受文化专制主义之苦的读者强烈渴望重新步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不仅想欣赏已获定评的历代经典名著，领略各国最近几年出版的新作，更想一窥五十年代以来一直被视作禁区的西方现代派的真貌……”（谢天振，1999：88）但是，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势必要调动一切力量,包括文学的宣传力量,共同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政权的性质决定了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要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必然有所选择。正如埃文-佐哈尔指出，许多超文本的因素，如历史背景、社会条件、经济状况等均影响原文文本的选择；图里也指出，译本的选择多取决于意识形态。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新生政权必然要求国内文艺界多加引进和译介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至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现实主义”就成为译介这些作品的必然的、基本的要求和条件。作为“连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桥梁”的英国作家简·奥斯丁，她的作品多以“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为其写作素材，但是，小天地能够反映出大问题“，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的家务事却折射出了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关系，因此，《傲慢与偏见》在我国50年代亦被视为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点我们可以从朱虹为王科一翻译的《傲慢与偏见》所做的序言中得到证实。在序言里，朱虹认为《傲慢与偏见》是一部“闪耀着喜剧色彩的现实主义杰作”，它的整个描写是在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即占有欲泛滥成灾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推而广之，也是考察经济关系在婚姻、在人们的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作者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使整个故事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由经济基础决定一切的生存竞争的世界”“、由经济地位决定的社会地位”“、经济、数字决定人们的生活和命运，决定着婚姻关系”，朱虹认为，《傲慢与偏见》是在描写婚姻的英国小说中透彻地从经济关系方面抓住资产阶级婚姻制度本质的难能可贵的作品，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这一阶级斗争式的分析和解读恰恰符合中国当时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特征的文学评论模式，从而使得这部作品的的译介得以实现。二、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语境对王科一译本的影响多元系统理论认为译语文化的社会标准和文学传统决定译者的审美观点，从而影响译者在翻译中采取的策略；文化学派理论也认为翻译过程中译者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制约。王科一（1925-1968），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尤金·奈达曾指出，任何一个译本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就会对翻译提出不同的要求，施加不同的影响。因此，王科一对《傲慢与偏见》的翻译必然受当时的阶级斗争观的影响至深，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傲慢与偏见》，他的译本理所当然的将着上阶级斗争的色彩，译文政治色彩较浓厚，庄重、严肃，有时甚至显得“发挥过度”。下面试举一例：“……you are the last man in the world whom I could everbe prevailed on to marry”这是Elizabeth在拒绝Darcy的第一次求婚时所说的话，王科一将其译为“哪怕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嫁给你”。奥斯丁笔下的Elizabeth聪慧、伶俐、资质聪颖、目光敏锐，属于所谓体面人家的女孩，是万万说不出“哪怕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嫁给你”这样毫无教养的粗话，而王科一这样“狠”的翻译方法，主要是为了塑造Eliza－beth这一勇于反抗不平等婚姻的女性形象，其翻译策略亦是受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观，以及我国50年代特殊的政治背景的影响。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原文第三卷十四章中Lady Catherine de Bourgh(C)与Elizabeth的对话来说明我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对王科一译本的影响。C:“……in their marriage,to be prevented by a youngwoman of inferior birth,of no importance in the world,andwholly unallied to the family!……Are you lost to every feelingof propriety and delicacy?……”“……眼见他们小两口就要结婚，却忽然来了个出身卑微、门户低微的小妮子从中作梗！……难道你一点儿没有分寸，一点儿也不知廉耻吗？”“For do not expect to be noticed by his family or friends,ifyou willfully act against the inclination of all.You will be cen－sured,slighted,and despised,by every one connected with him.You alliance will be a disgrace;your name will never even bementioned by any of us.……”“要是你有意跟大家都过不去，你就休想他家里人或是他的亲友们看得起你。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会斥责你，轻视你，厌恶你。你们的结合是一种耻辱；甚至我们连你们的名字都不肯提起。”“Obstinate,headstrong girl!I am ashamed of you!……”“好一个不识好歹的小丫头！我都为你害臊！”“……I am no stranger to the particulars of your youngestsister’s infamous elopement.……and is such a girl to be mynephew’s sister?……”“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个小妹妹不要脸私奔的事。……这样一个臭丫头，也配做我姨侄的小姨吗？……”“……It is well.You refuse,then,to oblige me.You refuseto obey the claims of duty,honor,and gratitude.……”“好啊，你坚决不肯依我。你完全丧尽天良，不知廉耻，忘恩负义。”这段对话描写的是Lady Catherine de Bourgh为了说服Elizabeth不与Darcy结婚而对其软硬兼施。王科一的译文中的Lady Catherine的话语显得十分“凶狠”，译者对其特殊的解读和再现是与译者对原文人物的理解是一致的：译者在译文前记里将Lady Catherine视为“恬不知耻，倚仗势力，阴险毒辣，横泼叫嚣”的“典型的封建地主代理人”，这种带有强烈的阶级斗争色彩的解读导致的“凶狠”的翻译，也就不足为怪了。张南峰立足历史文化层面,认为“王科一译的伊丽莎白说话这样狠,是归化的结果”。这种归化“既是归化于汉语的文学传统和语言习惯,也是归化于当时的阶级斗争观，因而可以说是同时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