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到译语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张南峰，2000：229）实际上，Lady Catherine虽然专横跋扈，凶悍霸道，却也出身贵族阶级，以她的身份，绝对不会对Elizabeth恶语相向，说出“不要脸“”臭丫头”这样的粗口。译文如此处理的方法充分体现了我国当时以阶级斗争为主的主流意识形态。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孙致礼译本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不仅向世界敞开了经济大门，同时也敞开了文化大门。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出现所有制的多元化，从而导致思想的多元化，当前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是多样、多元、多变：价值观念多元分化、社会思潮此起彼伏、学术流派五彩缤纷，总之，已不再是建国初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渴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丰富多彩的生活，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渐频繁，人们思想日渐开放，阅读经验不断增加，对外国文化的了解不断加强。随着中国读者对异域文化日趋熟悉，他们对外国文学作品的以及对异域风情的生活产生浓烈的兴趣。人们已不满足于仅仅阅读中国化十足的外国作品，而更希望读到原汁原味或至少最大限度地保留异国情调的译作。许钧先生于1996年发起组织的《红与黑》汉译读者意见征询的结果表明，大多数读者比较喜欢与原文结构较为贴近的，带点“欧味”的语言。这说明当代读者希望欣赏到原作蕴涵的异国风情，领略到原作的原汁原味。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不同时期的翻译也都是为了满足不同时期的文化需要以及满足特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导致读者对译文有着不同的期待，期待的转变就要求译者的翻译策略相应的作出转变。本文试图通过对《傲慢与偏见》的孙致礼译本和王科一译本的局部比较分析，说明孙致礼是如何调整翻译策略的。例1“：But my dear,you must indeed go and see Mr.Bing－ley when he comes into the neighborhood.”孙致礼译本“：不过，亲爱的，宾利先生一搬到这里，你可真得去见见他。”王科一在这里将“my dear”译为“我的好老爷”，这显然是归化的处理方法，带有明显的中国腔，这让中国的读者很容易理解，但同时也造成了这样一种误解：英国妻子和中国妻子一样，在家称呼自己的丈夫为“老爷”，这就造成了一种“文化错位”；孙致礼认为，文学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要竭力保存“洋味”，二要尽量避免“洋腔”。所谓保存“洋味”，就是“要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风味，特别是原文中带有异国情调的概念，翻译中应尽可能地加以移植，以保持作品的民族色彩。这种民族色彩，既不能随意削减，更不能给它涂上中国色彩。”（孙致礼，1996：48）因此孙致礼将其译为“亲爱的”，从而很好地保持了异域风貌、异国情调和风味。例2“：If you mean Darcy,”cried her brother,“he may go tobed,if he choose,before it begins-but as for the ball,it is quitea settled thing;and as soon as Nicholls has made white soup e－nough I shall send round my cards”王科一译本“：如果你指的是达西，”她的哥哥大声说“，那么，他可以在跳舞开始以前就上床睡觉，随他的便好啦。舞会已经决定了非开不可，只等到尼科而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下请贴。”孙致礼译本“：如果你指的是达西，”她哥哥大声说道“，他可以在舞会开始之前上床去睡觉，随他的便好啦———舞会可是说定了非开不可的，只等尼科尔斯准备好足够的白汤，我就下请帖。”（注释）白汤：系由肉汁、蛋黄、碎杏仁和奶油掺和而成的汤液。当时，英国人在舞会上常喝兑酒的白汤，借以热身与提神。“white soup”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陌生的，王科一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其简单处理为“一切”，简单易懂，却造成了原文文化信息的流失；孙致礼采取的是直译的方法，将其译为“白汤”，由于这是一个汉语里所没有的新造词，孙先生又用注释加以说明，这样的直译加注释的异化译法不仅引进了具有英国民族特色的概念，使读者获得了英国的社会风俗、饮食习惯方面的信息，成功的保存了原作的文化语境。还引进了原语的表达方式，丰富了我们祖国的语言。此外，译语读者对语言的期待，总是喜欢新颖生动，腻烦陈腐平淡，因而异化译法有利于保存保存原文中生动形象的语言，以其笔调和情趣为读者带来几分新鲜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王译本比较而言，孙译本的选词平和、客观，没有阶级斗争的色彩和阶级情感的暗示。例3：“To treat in such a manner,thegodson,the friend,the favorite of his father”———She could have added“A young man too,like you,whosevery countenance may vouch for your being amiable.”王科一译本“：你是他父亲的教子、朋友，是他父亲所器重的人，他怎么竟这样作贱你！”她几乎把这样的话也说出口来“：他怎么竟如此对待像你这样的一个青年，光凭你一副脸蛋儿人家准知道你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孙致礼译本“：如此对待他父亲的教子、朋友和宠儿！”———她本来还可以加一句“：还是像你这样一个青年，光凭那副脸蛋，就能看出你是多么和蔼可亲。”王译的“作贱”二字仿佛是一个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在诉说剥削阶级对自己的压迫和残害，饱含了对剥削阶级的痛恨之情，相对而言，孙译的“对待”，选词平和、中性，感情上不含任何阶级斗争的暗示，符合Elizabeth的身份。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王科一译本多用译入语文化中相应的词语替代原语语言,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由于长期的闭关自守、孤芳自赏，以及文革期间对一切有关“封资修”的文化的盲目排斥和严密隔绝，读者对异域文化知之甚少，如若译本的欧化风格太大，必然会给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带来困难，而后期的孙致礼译本却倾向于保存了原文中的形象和语言，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不同时代读者的兴趣和期待的转变。另外，王译本的选词感情色彩分明，包含较多意识形态含义较浓厚的革命性词语，而孙译本多用色彩柔和，毫无意识形态意义的词语。文学翻译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里，必然受到一系列互相关联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等等；译者所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解释为何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只有一部分文学原本的译介得以实现；特定的社会现实会给生活中的译者带来特殊的时代烙印，译者会将他特定的解读带到译作中，另外，译者也会根据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调整在译文翻译过程中策略，这就解释了为何50年代的译本和80年代的译本会出现种种差异。 参考文献： ［1］Austen Jane.Pride and Prejudice[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2］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4.［3］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M].孙致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 ［4］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M].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5］倪秀华.译本《傲慢与偏见》中的“偏见”[J].广西教育学院院报,2007，(88):132-135.［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刷馆,1991. ［7］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8］张南峰.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A].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