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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比较《简·爱》、《情与仇》和《吕贝卡》的女性形象,阐述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独立及其意义。 19世纪是世界文明突飞猛进的世纪:工业革命大步向现代化迈进,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财富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社会的两极分化、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等,给原有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一片兴旺景象,除了众多男性作家,一些女性作家也崭露头角。如法国的乔治·桑、英国的奥斯丁、勃朗蒂姊妹、乔治·艾略特等。这些女作家创作出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至今令人难以忘怀,此风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早期。如英法混血女作家杜穆里埃在1938年发表的小说《吕贝卡》(又译《蝴蝶梦》就被评论界认为是对《简·爱》的“鲜明继承者”。这些女性作家登上文坛,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本身就寓意深长: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她们之前也有女性进行过文学创作, 但像乔治·艾略特一样以写作为生或曰专业的女性作家似乎不多。她们的跻身文坛表明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用笔来描述自己的所爱所恨,可以用写作来谋生,虽然她们有时候不得不使用男性化的笔名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夏洛特·布朗蒂就以Curer Bell为笔名进行文学创作,还有原名为玛丽·安·埃文斯的乔治·艾略特),但她们生动细腻的描写所刻画出的女性形象与以往男作家笔下的女性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更令人印象深刻。她们笔下的女性在时代背景下也与传统的女性有很大的不同:她们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如果说奥斯丁笔下的女性还以能嫁个好丈夫为自己的“事业”而殚精竭虑,夏洛特· 布朗蒂笔下的简·爱追求的则不仅仅是嫁人, 而是爱情,而且还要在精神和物质上与自己所爱的人平等。但她们的终极目标还是做个好妻子。与布朗特几乎同时的乔治·艾略特则比前二者都高瞻远瞩,且思想深度与写作技巧都要高出一筹,她笔下的女性在具有宽容、博爱、温柔的母性特征的同时,还要超越个人的不幸与家庭的束缚,走向社会,服务社会。如 Romola(亦译《情与仇》里的女主角Romola, 她的丈夫是个极端自私自利忘恩负义的小人, 为了自己的前程放弃替养父赎身的行为,背叛妻子令娶别室,在政治斗争中耍两面派,最后恶有恶报不得善终。罗摩拉将个人的痛苦转化为社会服务的力量,在弗罗伦萨遭受温疫时照顾市民,奉献财力物力精力,又替死去的丈夫照顾他非法婚姻留下的苔莎和两个孩子。艾略特笔下的罗摩拉是个圣女,她既有传统女性的美德,更有女性意识。有人评论艾略特不善描写男性,她笔下的女性都嫁给了哪些窝囊的男人。其实现实生活就是如此。优秀的女性很难找到与之相匹配的男人。如《弗罗斯河上的磨坊》中的玛姬。艾略特开创的女性形象到了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那里, 则达到了极致:米切尔笔下的斯嘉丽完全无视传统的束缚,个性张扬到了极点,敢爱敢恨,独立不羁,不依附任何男性,在兵荒马乱中独自支撑着搭拉庄园,堪称女性文学中的最闪光的形象。不幸的是,这个传统到了《吕贝卡》的作者杜穆里埃的手中,则完全变了调。从表面上看,《吕贝卡》在竭力模仿《简·爱》:两位女主任公都出身贫寒,失怙 ,孤苦无靠,一个给人当家庭教师,一个给贵妇人当女伴,二者都爱上富有、有心怀不可告人的秘密的男人,二者的前任一个是疯癫、一个淫荡,都不得善终。甚至两部小说都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家庭舞会。二者最终都得到了幸福美满的爱情和婚姻。细究之下,简·爱与《吕贝卡》中连名字都没有的叙述者“我”不仅不同,而且差别甚巨,形同霄壤。首先,简·爱自幼失怙,寄人篱下,受尽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虐待,但生性倔强,从不向恶势力低头,从未停止过反抗。在被遣送到孤儿院时也为这份倔强大吃苦头,但她仍不改孤傲倔强的本性:如果我们无缘无故挨打,就该反抗, 狠狠地反抗。她对海伦·伯恩斯的逆来顺受感到不可理解。这说明简·爱从小就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懂得维护自己的尊严,哪怕为此被关“红房子”,被罚站示众。她并不因为自己是孤儿是女性而卑躬屈膝。相形之下,《吕贝卡》中的“我”则显得毫无个性,从头到尾只有对丈夫的温顺和服从,只想讨好丈夫。在家庭舞会前受心怀叵测的管家唆使照吕贝卡生前的模样打扮自己,在丈夫的震怒下只会飞跑进房间躲起来哭泣。而简·爱则在舞会后向罗切斯特说出那一大堆著名的独白:“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何其勇敢！其次,简·爱得知罗切斯特重婚的真相后,毅然决定离开,她不能忍受与罗切斯特的正式妻子同居一个屋檐下的屈辱。这与她倔强的性格一致,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自尊自重,也尊重他人,哪怕对方是个失去理智的疯子。此时的简·爱一无所有,却义无反顾地坚持出走,一切都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这和《吕贝卡》中的那个只知哭哭啼啼的“我” 相去何止千里！从《简·爱》(1 8 4 7)到《吕贝卡》 (1938),其间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其间众多的女作家刻画了许多鲜明的女性形象,到《吕贝卡》却大开倒车,让女性失去自己的个性, 重新变成男性的附庸。究其根源还在于作家自身见识的高低。夏洛特·勃朗蒂凄苦坎坷的身世经历和她的艺术休养成就了她。而杜穆里埃养尊处优的生活使她的格调无法高昂, 她笔下的女性,尽管模仿《简·爱》,也只能是缺乏主见,缺乏独立人格的男性的附庸。说到底,从《简·爱》到《吕贝卡》并非女性意识的觉醒而是倒退。杜穆里埃是幸运的, 她的《吕贝卡》被好莱坞大腕希区柯克看中改编成惊悚悬念片《蝴蝶梦》大获成功,这部小说也许只是昙花一现而湮没无闻,而不会被人铭记。从这点上说,乔治·艾略特则没有这种运气,虽然她的作品比勃朗蒂和杜穆里埃多得多而且创造的女性形象更光彩照人,更有深度力度,其知名度却远在二者之下。是现代媒体成就了杜穆里埃而非她本人的文学形象。更等而之下的是当代文学作品中根本见不到几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尽管女性运动风起云涌,女性意识空前高涨,女性独立已是不争的事实。也许百年之后回首今日女性文学, 会有几个女性形象在大浪淘沙之后浮出水面, 成为像简·爱、罗摩拉一样的经典,只有时间能够评判了。参考文献 [1]The Mill on the Floss.乔治·艾略特. 商务印书馆出版,1995,10. [2]Jonathan Yardley.WE p.94-102. [3]简·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2. [4]飘.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