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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西娅是一个被埋没的有才情、有天赋、有理想的“德雷莎”。作者对女性的内在精神与心灵进行了探索与挖掘,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精神的残酷统治和对女性理想的扼杀,祭奠了幻灭后灵魂的升腾与凝重。 (一)“三寸金莲”女人心和女人的边缘地位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期间,基督教在民间的影响虽日趋衰落,但基督为万民之主、“夫为妻纲”等观念仍然盛行。实证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就鼓吹女人特殊的生理限定了其职业范围,没有离开家的必要;评论家和社会问题专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宣扬男人是“可为者、创造者和发现者”,而女人的智力只配“甜甜地指挥、安排和决定”;[4](P10)诗人帕特莫(Patmore)的诗作《家中的天使》(1855～1856)让男人们欣喜若狂;而女王本人则号召女人保持性别特征,接受男人的庇护,男女“各就各位”。[4](P19)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女性理想迷失,锋芒钝暗,安于从属地位,很少考虑未来的发展。艾略特有感于历史上奇女子德雷莎的动人故事,决定以她为原型再造女性新形象,以触动同时代的女同胞来改变地位、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德雷莎终生未嫁,是十七世纪的西班牙修女,从小就立志为上帝而殉难。据说她的虔诚感动了主,罗马教堂的壁画描绘了她得到神示,与主的灵魂交融在一起的情形。她因整顿了加尔默罗的修女会“圣衣会”的秩序而名存青史。1870年,德雷莎被追封为天主教的权威神学家,成为获此殊荣的两位女性之一。这件事在知识界掀起波澜,知识分子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女性的理想与地位。这一事件成了艾略特创作的动机。从1871年12月到1872年12月《,米》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2wood Magzine)。1873年,哈顿(R.H.Hutton)在《英国评论周刊》第57期撰文称《米》“形象地控诉了现代社会环境对有理想、有激情的男男女女,特别是对妇女的摧残”。小说中,在平庸的米德尔马契镇,男尊女卑的思潮泛滥,女人处于边缘地位。女人要改变传统而平庸的私人生活,只有寄希望于婚姻与丈夫,以间接的方式和世界保持接触。多萝西娅这位来到外省的精品女人,“仿佛当今报上的文章中出现了一句摘自《圣经》的名言,或者老一辈诗人警句”[3](P3～4),她把“心灵的饥渴”[3](P31)和攀登知识领域“高台”的理想寓于对老书蠹卡苏朋的婚姻畅想中。在二人的定婚宴会上,镇上的所谓名流们觉得年轻美丽的她思想糟糕,居然想在家庭现实之中别有他念,想参与丈夫编写《世界神话索隐》的工作,当他的“灯座”[3](P18)。她的思想已延伸到了男人的文化领地———求知;她在叔父布鲁克先生的蒂普顿庄园改善佃户生活的做法,对中产阶级的妇女来说是不幸与丢脸。一直倾慕她的威尔(Will Ladislaw)听到多萝西娅对叔父慷慨陈辞改革计划后,对她的爱慕遭遇了“冷风”,暗地里想“,任何男子只要看到女子身上有点伟大的气质,便不乐意接受她”[3](P464)。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氛围下,女人被迫接受被物化的命运,当花瓶和装饰品,像金丝雀一样被男人欣赏。卡苏朋(Casaubon)娶多萝西娅实则是想让她的“青春的光芒照亮或改变壮年时期的劳累工作”[3](P28),为他暮暮垂年的碌碌无为找来一块遮羞布,而不是要为她带来机会让她的生命“发光发热”[3](P31)。在小说中,女性对严肃问题的探讨、对知识学问的追求,都犯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大忌。女人掌握知识就构成了对男人的威胁。克里斯特瓦指出,在父权制象征秩序里,妇女不仅被摒弃于知识与权利的门外,而且被拒斥于言词(word)“这唯一真实的法则之外”。[6](P122)按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言行脱离规范的人,都可视为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所说的“道德迷乱症”患者,即疯子。女人越位,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眼中,是疯子的行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们或多或少注意到了发疯是僭越所谓女德的共同悲哀,或牺牲或发疯或一事无成,异化乃至毁灭。多萝西娅为施展才华“疯”了;罗彻斯特以联姻的方式获得丰厚的嫁妆和财富,却把伯莎·梅森禁锢在阁楼上,据说是疯了;希斯克利夫争夺家产阴谋复仇,凯瑟琳的生命在这冤冤相报中陨落;白衣女人隐遁了,在夜幕月色下幽灵般闪现;清醒的奥得利夫人承认自己发疯,被送进了疯人院。这一系列女性形象是对十九世纪女性边缘地位的真实写照。难怪《,阁楼上的疯女人》会成为女权主义文艺批评的经典之作。结婚六个星期后,老夫少妻到罗马度蜜月。卡苏朋继续搜集神话资料,多萝西娅竟在旅馆“独自啼泣”,因为她发现,婚姻的“汽船”要航行时,没有路和海洋,只是在“封闭的水坞里打转”[3](P236)。他丈夫的知识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笔记,没有生命的“僵尸”。卡苏朋分明感到妻子的揶揄,既提防她又惩罚她。他嫉妒她与他的表侄、画家威尔交往,于是立下遗嘱,要求妻子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继续编书;在遗嘱附录规定,如果她跟威尔结婚,剥夺财产继承权“,指望对她未来的行为树立控制权”。在卡苏朋的男权思想中“,但愿一切都已过去,我躺进了坟墓。/上面有她忠贞的爱作我的墓碑”。[3](P910)在他死后,仍要用死魂灵———冰冷的“死者之手”为孀妻日后的行为套上新的枷锁。艾略特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身份和体验在小说里指出,女人可以用知识来拓宽心灵、指导自己的行为和想法“,但为了保障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安全,这些主张自然不宜当真实行”。[3](P7)艾略特用男性笔名就是为了避免歧视与排挤。伍尔芙的《一个自己的房间》(1929)的问世肯定了女作家创作的艰辛。在《亚当·比德》大获成功后,刘易斯为女作家的难处和男作家的不公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很清楚,要是人们知道作者的女性身份,他们对她的作品就会嗤之以鼻;但如今他们不可能收回其好评了”。[7](P101)这无疑表明在男权为主导的社会和文化秩序中,女性只能处于“沉默”的地位,女性的写作与言说是艰难而曲折的。艾略特在最后一部小说《丹尼尔·德龙达》中,借王妃之口对社会折磨女性心灵进行了血泪般的控诉。王妃在临终前对儿子丹尼尔说“:你可以努力地去想,可你永远想像不到你拥有男性的力量是件多么幸福之事,而作为一个姑娘所受的欺辱又是多么悲惨。……一个女人的心只能是那么大,再大一点也不行;否则的话,它就会被挤小,正像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一样”。[8](P184)用旧社会中国女人的裹足来比喻女人的心灵空间,多么贴切,又多么可悲!女性的边缘状态,既是男权社会压制的结果,又是女性自身历史积淀的集体无意识所导致的。在题记中,艾略特说:“我们的作为从远处追随着我们,/我们的过去决定了我们的现在”[3](P827)。18岁的多萝西娅判断能力太差,像唐吉·诃德般,居然把丑陋而无为、已45岁的卡苏朋当成了伟人洛克、帕斯卡尔、波舒哀复活,对他有种牧歌式的“克录哀对斯特雷方的向往”[3](P29)。小说中其他女性难以摆脱男权的话语体系,难以摆脱深层的对男性和男性社会的依附心理和归属感。她们仿效男人,同化并接受男性伦理道德观,并乐意捍卫男性的领地。多萝西娅的妹妹西莉亚(Celia)言辞中流溢着男性化的话语。她不欣赏姐姐的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用尖刻的话让她“从幻想的云端下来”。当多萝西娅违背遗嘱附录和威尔结婚时,西莉亚觉得她是“家族机器中一个危险的零件”[3](P594)。莱蒙太太的女子学校,跟《名利场》里的平克顿小姐的学校一样,培养男人中意的“完美女子”,学习上下马车的姿势,高雅的谈吐,音乐女工,谈情说爱。她们训练得有如“赛马”,准备进入婚姻的市场争得男人的青睐。对女人的这种教育方式无疑是主动放弃主体地位,甘当弱性,点缀男人的世界,其结果,也戕害了女性自己。淑女罗莎蒙德(Rosamond)爱慕虚荣,冲着利德盖特家族男爵的光环而下嫁,默默承受着虚名背后穷愁潦倒的生活。如果说多萝西娅是男权社会压制下的一个牺牲品,她代表着作者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控诉;那么《米》的群体女像则是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历史反思,它表明女性要获得独立与解放,不仅要打破社会强加在身上的枷锁,还要摆脱自己给自己套上的链条。(二)回归与救赎《米》的结局是多萝西娅在颠覆角色位置失败后,通过自我救赎,走完了一个颇具反讽意义的循环,即以对抗男性社会性别角色开始,又以认同男性社会角色安排而告终。她违背卡苏朋的遗嘱附录毅然离开了洛伊克庄园,跟两情相悦的穷困浪漫艺术家威尔结婚,回复到妻子的位置,生了孩子,继续做些慈善的事情。以前,威尔的地位比较低下,多萝西娅的妹夫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