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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暗之心》自发表以来，文学批评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索小说的艺术成就，小说的象征意义以及从历史，心理，性别和文化的角度探寻小说深刻的内涵。但批评家主要研究马洛和库尔兹两个核心人物从而忽略了其他人物的言行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文化内涵。本文运用雷蒙德•威廉姆斯情感结构理论，从小说人物的言行不一入手，分析小说在雄浑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的人文关怀。 1.引言《黑暗之心》自发表以来已历经百年。时间能摧毁一切，也能证明一切。这部当初因其晦涩的语言、复杂的叙述技巧，以及艰深的象征意义而不太受大众欢迎的作品，经过时间的千锤百炼，已经成为英国文学历史中一朵永不衰败的奇葩。数百年来，无数的文学评论家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切入，阐释《黑暗之心》的意义所在。这些评论已构成我们阅读和理解《黑暗之心》时不可或缺的语境。但或褒或贬，批评家们很少从小说中人物的言行不一切入，去探讨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 2.小说中情感结构探究情感结构[1]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威廉姆斯提出的一个文学概念。他指出：只有真正了解特定时期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而不是停滞在被广泛接受的共同认知上，才能把握特定时期社会的文化气韵，也才能真实地了解特定社会在特定时期的整体文化；而这种还处于变化状态中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往往首先体现在当时伟大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小说家在小说创作中的思想与国家主导思想之间或矛盾或维护的关系。在阅读《黑暗的心》时，读者能时刻感受到小说人物的举止言行中充满了种种矛盾和冲突，种种克制和冲动；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不安和躁动。而究其根源，这种普遍的不安和躁动源自人们对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迷惘和失望，体现了当时新旧社会价值观的变更和碰撞。维多利亚时代的统治阶级极力使广大人民相信：他们所在的世界是美好的，那里充满了荣耀和尊严。然而，人们亲身感受到的社会却充斥着贪婪和丑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价值观遭到强烈的质疑。这种巨大的落差掩盖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主导文化之下，慢慢演变成社会中处于浮现状态的潜文化。这种文化并没有文字让其清晰地体现出来，但已经为广大人民所共同感知，并与当时的主导文化相对抗，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感结构。康拉德以其敏感而又深刻的洞察力，在《黑暗之心》中解构了当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种种“美好”幻想，从而揭示了上述情感结构。通过分析《黑暗的心》之情感结构，读者可以更真实全面地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认识统治阶级宣扬的共享的价值观之外人们所真正感受到的社会心理以及在选择生存方式时他们的价值取向。整篇小说建立在框架结构和现实结构之上，以马洛的回忆为线索，描绘了文明与罪恶，善良与阴谋，道德与堕落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在现实结构中，故事由 “我”—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姓名的水手—带领读者进入故事的背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向读者描述其所见所观所感。这种创作手法不仅赋予小说以真实感，迅速带领读者进入小说变化莫测，诡异阴暗的氛围，为以后拉开读者和马洛之间的距离铺下道路，也同时对小说中暗含的情感结构作了诠释。人物“我”在小说中一直处于观察者，聆听者的身份，甚至被艾·法· 李维斯称作“恼人的闯入者”，[2]一直没有声音，没有话语，似乎被剥夺了话语权。但批评家忽略了小说中的“我”在沉默中所观察的一切同时在传达着深刻的情感和内涵。在小说的开始，“我”看到的是风平浪静的泰晤士河“上空天色阴沉…凝结成一团朦胧，盘旋在这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上，森然可怖。”[3]表面上看，船已抛锚，风已平息，一切都很安宁；但船在等待下一次的潮汐，等待时的天空也阴沉灰暗，伦敦这座古老文明的城市也显得阴森恐怖。介绍所有的船员之后，“我”的眼睛又投向茫茫的泰晤士河，“河水静静地闪烁，天空纤尘不染，靓丽眩目…只有西边笼罩着河流上游的那团阴霾，越变越黑，似乎在恼怒落日的逼近。”[3]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不列颠达到了帝国发展的顶峰，悠久流长的泰晤士河象征了大不列颠古老的文明，英国人民也自豪的称自己为“不落的太阳”。而在“我”的眼中，绚目的泰晤士河被阴霾所笼罩，辉煌的太阳也无可避免的西下，这正是大不列颠现实状态的文学反映，表面上国家充满活力和欢乐，而不满和压抑却正无形的积聚力量，伺机爆发；最伟大的城市，最古老的文明被黑暗所环绕，似乎在哀悼已逝去的光华。康拉德将静谧的夜晚和刺眼的光芒并列，形成了极不协调的强烈的对比，这也是康拉德作为一名伟大的作家以敏锐的直觉感受到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主导阶级乐观的享受着优越性和自信心，但社会中已潜在着巨大的暗流和危机。因此，在一开始，作者已通过一个没有声音的“我”揭示了现存文明和社会存在重重危机，为整个小说揭示社会潜文化作了铺垫。康拉德通过描述泰晤士河上如同“熠熠闪烁宝石”般的名字加强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主导阶级对人们意识形态控制的控诉。康拉德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些国家和女王进行宣扬和赞赏的群体中或“两侧船舱满载金银而凯旋归来”，或“出海征战而一去不返”，有“冒险家和殖民者”，有“国王的和股民的船队；有船长，有海军将领，有非法进行东方贸易的商贾”，他们都是为了寻找黄金或者搏取功名，带着刀剑，举着火炬，驶向未知的世界。在文明的伪装和使命的责任之下，国家真正目的是引导，鼓励，控制子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而这种引导，鼓励，控制都意识形态上的。这些名字被带有目的的神化，重复得在社会中吹擂，以期起到榜样的作用，鼓励人民模仿，跟随。同时主导阶级还宣扬着自立自强的价值观，强调人类生存的能力和荣誉，鼓励人们去新的世界寻找成功，给国家带去荣耀。人们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迫于生计的压力以及在国家鼓吹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之下，开始寻找出路，而这时国家提供的海外扩张之路便成了光荣而伟大的选择。这就是康拉德生存的那个社会的主导文化，但在康拉德眼中，国家正如西落的太阳，衰败和腐朽不可扭转，而人们也开始感受逼人的黑暗和苦难。因此小说中的“我”虽然没有语言没有声音，却通过他的感受和观察在静静的传达着他内心的批评和控诉。从小说的开端，“官方意识”和“现实意识”的区别已被揭露。但康拉德并没有被正在腐朽的文明所吞没。他深刻而博大的心灵使他弥足珍贵的人性并没有绝望。他所珍惜，所宣扬的人的伟大之处在批判的同时也通过“我”在小说中传达出来。读者可以看到“我”对船员优秀品质的欣赏和尊敬穿越了压抑的黑暗，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在引入小说人物时，康拉德描写到：“公司经理…酷似一命领航员，而在海员的眼里，领航员便是信赖的化身”；康拉德还提到大海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它不仅使我们在漫长的分别时仍能心心相印，还能使我们容忍各自的胡诌，各自的固执”。[3]康拉德尽管对现存的社会采取了讽刺的态度，但他对人类的道德并没有丧失信心。通过小说中的“我”热情地赞扬着“信赖”，友情，相互信任，而这些正是康拉德所推崇的社会生存所依靠的古老如山般“为数不多而又简单的理念”。[4] 小说的内在结构是马洛叙述他深入非洲营救库尔兹的故事。在马洛的叙述中读者可以对维多利亚社会的情感结构有进一步的深入理解。马洛的旅程中不断出现林总的各色人物，他们既让马洛在谎言中走进非洲认识库尔兹，同时也为康拉德揭示当时社会充满谎言服务。马洛准备出航之前，在伦敦充满死亡气息的办事处办理手续时，他首先遇到了两个织绒线的女人，这两个女人普遍被追溯为古希腊罗马神话中通过纺织，测量，剪线控制人类命运的女神，似乎是 “梦游症患者”的她们一个是引路人，把人引向未知的世界，一个则漠然地打量着那些“快活而愚笨的面孔”。但康拉德通过这两个织绒线女人传达的对社会的控诉却很少有批评家注意到。在她们讥讽的态度和冷漠的眼神中康拉德塑造了冷眼旁观受国家意识形态控制、幻想成功却注定失败的人们的两个人物，她们内心清楚地知道那些怀揣梦想和抱负的年轻人是在走向黑暗，走向死亡，她们知道无耻而残忍的真相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阻止，而是甘心地成为国家建立帝国主义骗局中的参与者，做着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她们神秘莫测，守护着通往黑暗世界的大门却充满智慧，洞悉一切。这两个女人后来在马洛见到行将及死的库尔兹时又不期然的出现，她们似乎坐在伦敦的另一头，正嘲讽的看着人们在黑暗的世界经历着注定的悲剧。其中尖锐的嘲讽和矛盾也正是康拉德所批判的充满谎言充满堕落的社会。小说的叙述者马洛怀揣着对欧洲大陆，对航海的热爱，远离欧洲文明，深入非洲腹地，去营救一名为库尔兹的白人。在对神秘和死亡的感受中，马洛对库尔兹的认识从对“被推崇为神明”的好奇开始，到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