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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明威一直被公认是塑造“硬汉”形象的巨匠，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许多“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的英雄。但是任何作家的作品中不可能只出现男性，而忽略女性形象的塑造。海明威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被很多人认为是不成功的，其实不然，仔细分析其作品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塑造，可将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分为两类：即“小兔子”式的理想女性和“男性化”的现实女性。海明威作品中女性的塑造不是中心，但却对男性中心形象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厄内斯特·海明威被公认为美国文学史上“迷惘的一代”的主将，他作为“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的文体大师，以简洁凝练的文体净化了文风，对英语国家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海明威的作品一贯以捕鱼、狩猎、拳击、斗牛、战争等刺激、冒险的活动为主题，成功塑造了一批具有“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的“硬汉子”形象。而他对于女性的塑造，往往被后人认为是海明威文学创作中的短板，更有甚者认为海明威对女人根本不了解。纵观海明威的作品，他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虽然不像男主人公一样着以浓墨，但所到之处，细细品来，一样令人回味无穷。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德·波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 一战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旧有的道德价值观分崩离析。战后美国社会的革命性变化和冲击引起了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她们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由于妇女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男性的统治地位开始瓦解，父权文化逐渐衰落，这些变化迫使男性努力去重新自我定位。他们认为，应加强自身的男子汉气概，以保持男性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对抗女性所造成的男性地位的丧失。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如果以那些光彩夺目的军人、拳击家、猎人为参照，很明显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但他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反映出受父权制影响的男性审美理想。高尔基说：“在伟大的艺术家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2]163历史上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往往不同程度地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但所采取的创作方法各有侧重，这与作家所处的时代、个人生活经历、创作风格等有密切的关系。海明威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主张“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3]86一个作家对现实世界认识得越清晰，感情越真挚，就越可能将他的思想感情融合到鲜明有力的艺术形象中去。海明威不仅描绘社会现象，而且力图反映当代现实，揭示时代特征，他的作品中也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合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令多数男人都梦寐以求的“小兔子”式的理想女性。这类女性以《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和《战地钟声》中的玛丽亚为代表，她们美丽、贤淑，对爱情忠贞不渝，她们既是男人的审美对象，又是男人征服的对象。另一类是自我意识很强，要和男人们一争高下的“男性化”的现实女性。这类女性以《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布莱特和《战地钟声》中的比拉尔为代表，她们要求与男性平等，是男性的竞争对手。一、“小兔子”式的理想女性首先来看看第一种“小兔子”式的理想女性。这类女性是“温顺善良的主妇式的女人”，[3]232凯瑟琳和玛丽亚是这种类型的典范。《永别了，武器》的结尾是一个悲剧，男女主人公好容易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逃亡到瑞士，享受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但最后爱人还是难免一死。凯瑟琳的死使亨利意识到死亡是一切的终结，使他明白了人一定要独立，不能依靠任何人，哪怕是你最爱的人，因为最爱的人也会死去。在这部作品中，爱情的价值是被肯定的。小说中别的女人都有着很强的支配欲、占有欲，而凯瑟琳对男人却总是十分柔顺。凯瑟琳，这个海明威作品中最温柔、最善良、最浪漫且最勇敢的女性，在她的心目中亨利是她的宗教信仰，她的一切。[4]116 和亨利在一起，她感到她已非她，“哪里还有什么我，我就是你，别再分出一个独立的我。”[4]115但是她又不是那种完全依赖男人，完全没有主见与自我的女人。她像母亲一样照顾着亨利，哪里有她哪里就有家。她认为只要两人能够长相厮守、不分离，就不用去烦恼繁琐的礼节和规矩。她怀了孕还敢于冒着风雨连夜奔往瑞士；在难产的手术台上与死神搏斗了九个小时，即使是在极端疲倦和痛苦中，她还能坚持安慰她的爱人亨利：“好的，我会夜夜来陪你的。”“别担心，亲爱的，我一点也不害怕。人生只是一场卑鄙的骗局。” 凯瑟琳的死使男主人公得到了升华，最终成熟起来。由此来看，凯瑟琳无疑也是海明威的主人公，是柔中带刚的“硬形象”。《战地钟声》中的玛丽亚是一位生性温柔、天真无邪、性格刚毅的好姑娘。她对男主人公也是十分依顺：“我要做你的女人，就该事事都叫你高兴。”[5]129难怪乔丹总爱称她为“小兔子”。玛丽亚与凯瑟琳相比有着种种不幸，这位苦命的姑娘亲眼看到父母被民防军枪杀，自己随后被长枪党匪徒们铰掉了头发，然后被强暴了。但在乔丹眼里她仍然是完美的，这种完美重在精神而非肉体，尽管她遭到过厄运，但“还是显得非常有朝气、干净、新鲜、完好无损，好像从没听到过灾难似的。”[5]109乔丹在玛丽亚身上得到的是怡然、是快乐、是自信、是满足。当炸桥后撤离现场时，乔丹不幸受伤，强烈的责任感让他决意独自留下，“你走了，那么也就是我走了。”“只要我们俩有一个活着，就有我们两个。”[5]336 他十分清楚，爱情已经把他和玛丽亚融为一体，只要两人真心相爱，瞬息即是永恒，真正的爱情是永存的。在生死和爱情面前，乔丹保持了“重压下的风度”，选择了为了正义自由而战之大我，牺牲了与玛丽亚的小我之爱。跟凯瑟琳一样，玛丽亚是使男主人公完善的重要因素，她与鼹主人公的结合也使自己逐渐完善起来。以凯瑟琳和玛丽亚为代表的这一类女性既符合传统道德行为准则，又温柔可爱、小鸟依人。她们不同于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所描述的西方19世纪前的男性文学中的不真实的女性形象之一的“天使”，“天使们”的“主要行为都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这种献祭注定她走向死亡’，‘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中’。”[6]347凯瑟琳和玛丽亚不仅纯洁、美丽，而且在男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中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凯瑟琳引导亨利思考，并使他懂得了真爱，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男孩蜕变为独立的成熟男人。爱情使玛丽亚摆脱了噩梦般的过去，给了乔丹勇气和自信，并最终成功地解决了生与死的问题、爱情与职责的问题、个人幸福与人类命运的问题。她们是不可思议的完全的女人，是“迷惘的一代”青年浪漫理想中的女子。过去，一般认为海明威处处表现出一种大男子主义。也有人提出，生活中的海明威轻视妇女，他有过三次婚变，与母亲的关系一般，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她们的影响。但是，我们研究、品评一个作家应首先立足于其作品。文学作品本就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作品可以是作者真实思想的反映，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直接的等同关系。我们研究作品中的人物，应将立足点放在作品上，而不应该把重点放在作者的个人生活和感情经历上。一个优秀的作家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灵感，但决不会原封不动地将生活搬进作品。海明威更是如此。他认为，作家“忠于真理的标准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经验创造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 尽管海明威带有浓厚的父权主义意识，但一战后妇女社会地位有了显著变化这一社会大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创作。他对她们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进行了理性的审视和真实的刻画。二、“男性化”的现实女性再看第二类— — “男性化”的现实女性。一战后妇女要求提高其社会地位、保障政治和法律权利的呼声高涨，她们着短裙、留短发、抽烟喝酒，她们已不再满足于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竭力闯入一些传统的男性活动圈以期引起公众的注意。《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布莱特就是这类女性中的一员。布莱特的登场让人眼前一亮，“她穿着一件针织紧身套衫和一条苏格兰粗呢裙子，头发朝后梳，像个男孩。” 她身上毫无维多利亚时代传统妇女的影子。布莱特流连于酒吧，参加节日狂欢，观看斗牛比赛，她的活动场所都是传统的男性活动领地。抛弃了传统女性的言行、举止和装扮的布莱特仍旧是魅力十足。尽管她周旋于一个又一个男人中间，但这些男人却无一例外地迷恋着她，为她互相争斗、谩骂、痴狂，而她却将感情的选择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