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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着自由，挥洒着自我。许多评论家对布莱特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她是海明威小说中“非常有害的女人”， J2控卡洛斯·贝克称她是个“美丽动人的危险人物”，爱德蒙·威尔逊认为她是“妖女”、“有彻底的破坏力量”。其实不然，布莱特是一战后美国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巴黎影响的产物，是一个追求幸福却未果的迷惘者。她的放荡生活是她对自己的曲折经历的发泄与报复；是书中六位男性精神空虚和痛苦的外在表现的代言品；是“迷惘的一代”女性反叛的一种形式；是战后一代青年“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享乐主义思想的真实写照。海明威笔下唯一一个与男人并肩作战的女性形象是《战地钟声》中的比拉尔。她五十岁左右，“肩膀宽得和身高差不多”，长着“厚实的腿”，“褐色的脸像尊花岗石纪念像的原型。” 在她自己眼里她“是个十足的女人，十足的丑。” 比拉尔热爱生活，热爱共和国，爽朗泼辣，嫉恶如仇，意志坚定，行为果敢。作为游击队长，她带领一群男人在敌占区勇敢地战斗，并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当大家聚集在山洞里，比拉尔带头反对巴勃罗，赞成炸桥，大家也一致表态支持她，她果断地说：“这儿我作主。” 她比那些男子更男性化，充满侠气豪情。多亏了她的帮助，乔丹才得以完成任务。海明威是一位以善于关注男性世界、思考男性本质，塑造“硬汉”形象而著称的作家，将女英雄塑造成“男性化”形象，’与此不无关系。从比拉尔的行为举止与影响力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社会现象：相当数量的新女性已登上历史舞台．她们要求与男人享有同样的权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她们希望主宰自己的命运，实现个人价值。总之，虽然海明威笔下的这类女人常被称作“魔女”或是缺乏女性气质，而且海明威强烈的男性主体意识不容他把她们写得更可爱、更温柔些，但是我们从这些现实女性身上嗅到了一战后现实社会变化的气息，看到了父权文化的衰落和女性意识的觉醒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海明威作为2O世纪文坛的伟大作家，虽然他的作品中体现了强烈的男性主体意识，而且他的女性观念也受制于这种主体意识，但海明威作品中塑造的这两类女性在其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女性的存在，海明威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们才越发显得生动丰满而又优雅。我们评价海明威女性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要看他是否如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精神面貌，是否写出了她们内心的喜悦、痛苦、希望和追求，是否把她们写得鲜活有力，是否让人看后爱的爱死、恨的恨死，而不应该看她的形象在作品中是否拔得够高，更不应该看她是否超过作品中的男性。海明威作品中女性的塑造不是中心，但却对男性这一中心形象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参考文献： [1]西蒙·德·波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2]高尔基．论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3]董衡巽．海明威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4]HEMINGWAY．A Farewell to Arms[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5]海明威．战地钟声[M]．程中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oo1． [6]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