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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运用图式理论的基本原理,分析对《红字》存在的两种误读:其一,对“海关”一章的地位和作用的误读;其二,关于《红字》主题的误读。《红字》这部小说不适合关于一般小说的图式,在这部小说中,作为社会背景的“海关”一章相对于小说的主体结构而言是“外置”的。这是对一般小说图式的偏离。《红字》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或犯罪心理小说,而是关于时代和社会问题的小说。 1.图式理论与文本解读图式理论认为,人类总是通过把新经验与记忆中相似经验的类型化版本进行对比而达到对新经验的认识和理解。这种新经验或者被看成对旧经验的偏离,或者被看成与旧经验一致。[1](P9)这表明,一个业已形成的图式能很自然地在人们心中导致一种猜测和估计,而且经过多次重复,这种图式可以固化为一种思维定式。所以对于人的认识,图式有两种相反的作用,其正面作用就在于加速人的理解过程,而其反面作用则在于当客体不适合既定图式,而认知主体又不能及时觉察并对原有图式进行调整时,原图式的思维定式作用会使认知主体产生错误的或过度笼统的理解。在文学文本的解读中,图式也具有这样两种作用。文学作品的解读涉及一个根据文学作品调整旧的图式或以旧的图式为基础形成新的图式的过程。如果解读中的文本不适合所假定的图式,又不对图式进行调整,图式就不能有助于理解,相反,它将阻碍理解或导致误解。 2.围绕《红字》的争议关于《红字》中“海关”这一章以及小说的主题一直存在相当多的争议。首先,对“海关”这一章的理解因人而异。爱默生的观点是较具代表性的一种。他说:“霍桑把读者请进了自己的书房,把写作过程展现在了他们面前。就像糖果商对他的顾客说:‘下面我们做蛋糕’。”[2]意思是作者把这一部分做过了头,使它显得太长,冗词太多。也难怪读者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海关”作为《红字》的第一章,与小说主体关系并不很大,或者与小说主体偏离太远,但它在全书的300多页中竟占了约1/5的内容。霍桑似乎切入全书的主要情节太慢,同时这也使该书的结构显得有些特殊。在对“海关”的各种态度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把“海关”看作不太必要或者不太重要的一部分。导致这种看法的原因也许是关于一般小说的图式。多数情况下,一部小说在结构上是自足的,即:所有重要或必要的部分都被整合进结构内部了,这些部分不应附加或留在小说主体结构的外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例外就形成对小说常规模式的偏离,这种偏离了常规的作品不适合于一般小说的图式。当然,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读者局限于一般小说的图式,就无法看到对常规发生偏离的部分在全书中的作用。关于一般小说的既定图式也造成了对《红字》理解的障碍,使某些读者对“海关”在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解很不充分。其次,关于该小说的主题,也有若干不同的说法,但大多缺乏很强的说服力。正像常耀信所总结的:“阅读这部作品,一个人忍不住怀疑它是否是一部爱情小说。答案既是,又不是,因为小说的爱情部分在小说开始之前早就结束了。一个人忍不住怀疑它是否是一部关于犯罪的小说,答案既是,又不是,因为早在故事开始之前犯罪部分也已结束了。”[3](P105)常耀信指出:“霍桑所首要关心的问题是犯罪对一般大众和那些直接卷入犯罪的人的道德、情感和心理的影响。”[3](P105)而对这一说法我们也只能有保留地接受,因为这种阐释跟常教授所否定的以上两种观点都无法回答下面两个问题:(1)在全书中“海关”的作用是什么? (2)如何解释书中人名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其中两个主要人物阿瑟·丁梅斯德和罗杰·齐灵沃斯姓氏的象征意义。上述对《红字》主题的几种阐释是不够全面的,这些不太全面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有限的图式所导致。这也证明了Guy Cook的话:“有时图式也会对理解造成潜在的障碍。”[1](P10) 3.《红字》的图式解读 3.1关于“海关”　如果把《红字》置于一般小说的图式中,“海关”就是一个看似多余的部分。但如果将一般小说的图式调节一下,把“海关”看作与故事主要情节分离开来的背景,那么,这一部分立刻就有了它自己的地位,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地位,虽然把背景与主要情节这样分离的做法并不常见。霍桑实际上暗示过,描写“海关”的目的在于表现“房子”内部从未有人描写过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中的一些人物[4](P18),即:意在显示那些官员们是如何维持海关(风俗)的(customs在这里有双关意义,“the custom house”即:the house of customs,换言之,它既是进入美国社会的关口,也是美国风俗和社会制度的大厦)。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对美国风俗和社会制度大厦的展示。所以,应将这一部分置于整个小说的社会背景的图式中去理解。而《红字》则是对美国社会制度大厦进行研究的结果和发现。作者明确写道,《红字》这部小说是对在海关中发现的一卷材料进行研究的结果,而且反复强调了材料的真实性。[4](P51)作者还表示他是非常推崇写实笔法的,希望有能力将飞逝的岁月中真实而有价值的事件写下来。[4](P18)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作者明确指出,“海关”的描写最突出的特点是“坦率、真诚而善意的幽默和普遍的准确”[5](P15),这些都可以理解为作者在暗示“海关”在全书中非同一般的作用,应当象征性地把“海关”理解为全书的社会背景框架,书中所写的一切皆来自这个框架之中。小说最后是以这样的文字结尾的:在黑色的大地上,有鲜红的字母“A”。这不仅是整个小说的结论,也是关于美国社会的结论。这反过来证明我们在研究“海关”时把它当作整个小说的社会背景是正确的。那么,通过“海关”这样一个关口,我们能发现关于美国社会的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美国国旗上那13个条形图案总是垂直的,而不是水平的。显然,美国国旗是美国政治和政府的象征。现在国旗无力地低垂着,它所代表的东西也必然在萎缩,或者已失去生命力。其次,在海关入口处上方,“美国之鹰”展开翅膀,胸前护着盾牌,两只利爪中各握一束闪电和带倒刺的箭镞。“美国之鹰”似乎是美国政治和法律的象征,通过对它的描写,霍桑揭露了美国社会政治和法律的一些本质。根据霍桑的描写,这种法律本性很不稳定,尽管它有义务保护在它翼翅之下的民众,有时它所做的却恰恰相反。法律总应该是公正的、合理的,而霍桑指出美国的法律却并非如此。而且霍桑认为海关官员对于一些小事出奇地认真,对大事却反应迟钝,以至于让一些大罪犯逍遥法外。海关中普遍缺乏纪律和责任意识。这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为什么海关大厦处在一种严重失修的状态中——大厦砖石的缝中长了草,整个大厦已开始腐朽。如果海关大厦和其中的官员们是这样的,那么根本无法指望海关制度(社会风俗和其它制度)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护。把“海关”置于社会背景的图式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出霍桑绝妙的艺术创造。这样安排全书的结构,就把时代和社会背景与人物分开了,从而保证能更好地集中于人物描写。对“海关”的理解有助于对全书主题的理解,“海关”不仅是进入美国的关口,也是进入全书的关口。正因如此,霍桑在《红字》第二版序言中提到尽管有人建议把该部分删去,而且自己也承认:“这段描写也许本可以完全省去,既不会对读者造成任何损失,也不会有害于这本书本身……”[5](P15)但他在序言的结尾仍郑重声明“作者不得不一字不改地再版这一绪论性的章节”。在《红字》以前的小说中,霍桑很少注意、甚至根本不注意社会背景,而在其他小说家的作品中,背景和人物是很少分开或从不分开的。所以,《红字》与霍桑以前的作品相比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和改进,而与其他作家的作品相比则是一个非凡的独创。只不过有些解读者因受限于一般小说的固定图式而没能看出这部杰作在结构设计上的伟大之处。 3.2关于《红字》的主题　我们把《红字》置于霍桑的所有作品这个图式之中,因为正像常耀信指出的:“霍桑的艺术是在不断积累和成长的。他早期有好多小说所处理的主题都有助于《红字》的。”[3](P95)“The Minister’s Black Veil”( 1836)和“Rappaccini’s Daughter”(1844)这两篇小说尤其值得注意。在前者中,主人公胡铂教长生前一直戴着一个黑面纱,以掩藏自己所犯的罪过,临死也不肯把它摘下来。他将自己犯罪的秘密深深隐藏起来,拒绝向任何人袒露内心的痛苦,哪怕是他的未婚妻。于是,孤独与负罪感折磨了他一生。既然没有任何人是纯洁的,一个肉体凡胎的人想保证自己的绝对纯洁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而胡铂教长的伪装纯洁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