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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罪过,由它带来的负罪感最终折磨、甚至扭曲了他的灵魂。竭力掩藏自己的罪过、不愿与社会融合的倾向或有意地隔绝于社会的做法是导致其悲剧的原因之一。这无疑是对清教主义的一种批判。阿瑟·丁梅斯德恰恰适合上述人物的图式,只不过他表现得更“纯洁”,更博学,更像一个清教徒的模范。同时,他也隐藏着一种罪恶,甚至若干种罪恶,并且他隐藏得非常之深,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他这个人本身是一个“阴暗的深谷”。但是,与戴黑面纱的教长不同,阿瑟·丁梅斯德最后忏悔了,袒露了他犯罪的印记。这样,他的灵魂摆脱了负罪的精神压力,获得了最后的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讲,霍桑不是简单重复了他以前作品的一个人物。这一次,在《红字》中,他不仅指出什么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什么是正确的,以及对于教长胡铂和阿瑟·丁梅斯德这样的人出路何在。在“Rappaccini’s Daughter”中,霍桑描写了一个叫拉帕西尼的医生,一个沉迷于学问的科学家的典型,一个已习惯于把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失去了温情的人。他是一个极端科学主义者。他“对科学的关心远远多于对人的关怀。他的病人只是作为一些新实验的材料而使他感兴趣。他宁肯牺牲人类的生命,包括他自己的生命或他最珍惜的一切,以便为他堆积如山的学问增加哪怕芥菜籽儿大小的一点新知识”[6]。拉帕西尼医生没能给自己的女儿带来幸福,反而给她带来了灭顶之灾。这表明,霍桑非常关注极端科学主义对人类、包括对极端科学主义者自己的危害。从图式的角度讲,罗杰·齐灵沃斯和拉帕西尼医生是一样的。罗杰·齐灵沃斯也是沉溺于学问,失去了爱的能力和温情。他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但后来却失去了她。所以,参照“Rappaccini’s Daughter”的主题,可以看出,在《红字》中,霍桑再一次批判了极端科学主义。另外,霍桑指出,以齐灵沃斯为代表的极端科学主义者已经失去了对人的精神的理解。而且,也许他们自己的更高级的、更微妙的心智方面的本能都已经物质化了,也不像其他人一样显示出很高的宗教热情。这就是说,这些人走得离宗教、离道德太远了。这种倾向的结果只能是像霍桑所担心的那样:“人的本质中再没有比这种倾向更丑恶的特性了——如今我发现在人类身上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只因他们具有给别人施加痛苦的权力,人类就变得越来越残忍。”[4](P61) 通过齐灵沃斯和丁梅斯德这两个重要人物,霍桑重申了他以前两篇小说的主题:极端的清教主义是虚伪的,而且有害于人的灵魂;极端科学主义对整个人类、甚至对科学家本身都构成潜在的威胁,威胁到他们的幸福和生存。至此,我们可以假定社会批评是这样一种图式,以这个图式为出发点来分析《红字》这本小说。该小说以“海关”开始,以赫丝黛·普丽恩为中心人物,对她的人生进行探察,探察她与极端科学主义和极端清教主义的关系。极端科学主义与极端清教主义是无法和睦共处的,恰恰相反,它们隔如天壤,水火不容。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使赫丝黛·普丽恩陷于一种两难处境。她的丈夫———那位科学的化身,不能给她提供生活所需;阿瑟丁梅斯德,作为极端清教主义的化身,也无力给她提供精神指导(因为他处在一种自身难保的状况)。前者本应满足她物质上的需求,后者应满足她精神上的需要,而在现实生活中,两者都失职了。而且,(这也是霍桑所揭示的最深刻的一点)正因为象征着极端科学主义和极端清教主义的罗杰·齐灵沃斯和阿瑟·丁梅斯德都采取了极端的生活态度和方式,赫丝黛·普丽恩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才陷入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她选择了依靠自己谋求生存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看,赫丝黛·普丽恩代表着处在极端科学主义和极端清教主义两难境地中的人类。幸好她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她看透了丈夫的本质之后,学会了依靠自己生活。而且她也显示了足够的勇气去挑战清教主义的价值,正像霍桑所写的: Men of the sword had overthrown the nobles and kings. Men bolder than these had overthrown and rearranged—not actually, but within the sphere of theory, which was their real abode—the whole system of ancient prejudice, wherewith was linked much of ancient principle. Hester Prynne imbibed this spirit.[4](P199) 赫丝黛·普丽恩吸收了“勇者”的精神,所以,面对清教当局的惩罚时,她才表现出如此勇气。除了对清教主义表现出一种反抗之外,她对犯罪和大众的态度也不同于阿瑟·丁梅斯德和带黑面纱的胡铂教长。她并不掩盖自己的犯罪,虽然人们最初躲着他,她却并不特意地把自己与大众隔绝开来。她一直对众人显示出她的善意并在最后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从她对犯罪的态度看,她是对霍桑小说中其他犯罪者(如胡铂教长和阿瑟·丁梅斯德)的图式的一种偏离。所以,在小说开始,赫丝黛·普丽恩和阿瑟·丁梅斯德可以被置于同一个图式,一个犯罪者的图式。但犯罪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并且在小说的最后,两者分别适合不同的图式了。赫丝黛·普丽恩偏离了一个犯罪者的图式,而进入了一个犯罪后自新自立者的图式。阿瑟·丁梅斯德最后却进入了一个被自己犯罪秘密压垮了的人的图式。因而,赫丝黛·普丽恩所选的中间道路对陷身于极端科学主义和极端清教主义两难境地的人类来说似乎是明智的选择。铂尔(Pearl)进一步显示了作者对犯罪和犯罪者的态度。铂尔是“那次犯罪所生的”[4](P85)。正像珍珠是贝壳中的病态生长物一样,铂尔的生命中含有一些先天的不纯洁性。但她长得健康、丰满,并且非常漂亮。这表明,犯罪者的后代虽在生命中有先天的不纯洁性,仍可能有美好的人生。这对那些长期以来生活在清教主义犯罪和惩罚意识重压下的犯罪者及其后代来说无疑是一个希望之声。 4.结　论《红字》既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也不是关于犯罪心理的小说,而是一部关于时代和社会问题的小说。《红字》指出了人类如何走出极端科学主义和极端清教主义的困境。齐灵沃斯和丁梅斯德分别代表了极端科学主义和极端清教主义,他们各自成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牺牲品,这表明他们的道路是死胡同,是行不通的。看到“海关”荒废失修,极端科学主义已呈上升趋势,而极端清教主义仍然压制人们的心灵,霍桑向他同时代的人发出了警告和希望的信息。希望所在就是铂尔到其它的国家和未来的时代去,这也是赫丝黛·普丽恩在书的结尾处所提到的。也正像霍桑在“海关”中写到的:“我的孩子们有自己的出生地,但如果他们的命运在我控制之内的话,我将要他们到一片新的土地上扎根生长。”[4](P27)考虑到霍桑在他以前的小说中常孤立地描写人物,基本不涉及社会,《红字》无疑在思想上更深刻,视野上更开阔,艺术上也更优秀。参考文献: [1] Cook, Guy·Discourse and Literatur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Cunliffe, Marcus·The Literature ofthe UnitedStates[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96· [3]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引自该书的内容都是作者自己翻译· [4]Hawthorne, Nathaniel·The Scarlet Letter[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2. [5]Hawthorne,Nathaniel·TheScarlet Letter, Zephyr Books[Z]. The Continental Book Company AB, 1946. [6]胡允桓·霍桑短篇小说选[Z]·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