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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苛刻得近乎残酷，独立，某种程度的冷淡，但关注公众意见，并逐渐接任父母的角色，具有与这一角色紧密相关的人性。杰生·康普生四世就具有这样的性格。他以父亲的名字命名，与其父一样试图将白痴置于限制之中。在几个孩子中，他与母亲最亲近。母亲曾说：“如果我必须离开，你留下其他孩子的话，我会把杰生带走⋯ ⋯ 他是唯一不使我感到恐惧的。”后来，她告诉杰生：“你是孩子们当中唯一不让我感到羞耻的”，并且在整部小说中她都重复着这样的话。与其他孩子相比，杰生看上去不仅与母亲的关系更亲密，而且与其祖母的关系也更亲密。杰生在压抑自由和欢乐方面是极端严厉和残酷的，甚至连他的母亲也认为他过于残酷无情。在肉体和精神上，他残酷地对待其侄女。他喜欢在广场上毒死鸽子，尽管这些毒药还会毒死狗。他对待女人的办法是“让她们去猜测。如果你想不出其他什么办法让她们惊奇，那么就给她们的下巴来一记猛击”。他为一场表演给镇上带来了欢乐而生气。他施虐狂般地在班吉的侍者面前焚毁了两张演出门票，而这个没钱买票的年轻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切。在杰生的独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压制思想和行动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运用弗洛伊德对于“超我”的作用的描述—— 也就是在“对于满足的限制”上。简略地看过了第一段和第三段独白，现在让我们回到昆丁的独白上。弗洛伊德将“自我”的其他特点描述如下：“‘本我’的本性是不顾一切、迫切地要求实现当前欲望的满足，结果可能是无法实现或带来毁灭。而避免这样的不幸发生，协调‘本我’和外部世界的要求则是‘自我’的任务。”但是，“像孩子曾经被迫服从父母那样，‘自我’也要服从‘超我’的绝对权威”。所以，“‘自我’像一个可怜的人物，要为三个主人服务，结果受到三类危险的威胁：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威胁，来自于‘本我’的冲动的威胁，来自于‘超我’的严酷性的威胁”。[11](Plo2)昆丁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的心理学概念：像班吉一样，他想得到凯蒂；像杰生一样，他抵制这种欲望；像软弱的“自我”，他无法应付这样的冲突。弗洛伊德写道，“自我”掩饰着“本我”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如果可能的话，也掩饰着“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11](P81)昆丁把对凯蒂的欲望升华为一种悲观主义哲学，从而将其掩饰起来。他把手表和时钟作为哲学或道德体系的象征，这些东西指引着他人，却不能与他人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流。他说“它们自相矛盾”。当他将手从祖父的手表上移开，开始执行他的自杀计划时，他的行动象征着他抛弃了以时间为本质的生命，也象征着他放弃了对哲学的探索。从独白一开始，他就已经完全不能摆脱死亡的厄运。弗洛伊德经常将手表和时钟作为女子气质的象征，可见在展现昆丁对于凯蒂的感情的升华时，福克纳也有意识而颇具技巧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的象征”。当然，在书中的其他地方，福克纳似乎也有意地运用了为人们所熟知的关于病人的象征，如手枪、门、拖鞋、银行和树等。[11] 在福克纳能够看到的那些弗洛伊德理论中，乱伦和像俄狄普斯情结这样的相关问题占据了大量篇幅。这里可以用弗洛伊德的一句话说明：“一个男孩可能将其姐姐作为爱的对象，来取代他不可靠的母亲⋯⋯一个女孩可能用哥哥来取代其父亲。-El 21弗洛伊德还说到，有些乱伦主题甚至还会通过具有迷惑性的“附录”来完成。福克纳在小说完成多年后写作的“附录”中将昆丁与凯蒂之间的感情视为完全高尚的道德或哲学，正如同昆丁竭力想表明的那样。昆丁对于他和凯蒂之间经历的反复回忆和有关他的嫉妒之心的回忆记录了他对凯蒂的感情。当然，凯蒂回应了他的感情。这一点他的未婚夫给予了证实。昆丁竭力去化解欲望和“自我”控制力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弗洛伊德认为，“如果‘自我’在‘超我’的严厉控制下不及时保护自己，往往会被‘超我’逼向死亡”。班吉式的饥渴和杰生式的禁欲已令昆丁无法承受，此时他在“超我”的惩罚功能的模式下开始了独白，并开始自杀。昆丁在行动上表现出软弱。在与阿姆斯的冲突中，他表现无力。只有在凯蒂婚礼后，压力增大到很大强度时，他才迫使自己采取了自杀行为。三、创作手法上的弗氏概念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人性中最先形成的部分，它不仅从种族史的角度来看是最古老的，而且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也是起源极早的。 H。这可能也正是福克纳将班吉的内心独白放在小说开头，而不是按时问顺序将其作为小说的第三部分的原因。很显然，三段独白的先后顺序是根据“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发展过程来安排设计的。琼斯的书中曾经指出无意识的精神过程没有时间概念。福克纳在白痴的独白的写作技法中对这一概念作了重要的运用：班吉的独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显示了班吉没有任何的时间概念。无论两段记忆的间隔时间有多么长，他的思想可以在其间自由跳跃。无论场景如何地散落在许多年问，他的思想都得以任意驰骋其间。琼斯还指出，“自我”将精神过程按时问顺序组织起来。昆丁的独白显示出他不仅有时间概念，而且无论从现实还是象征意义上来说，时间概念都时刻萦绕在他心中。福克纳在班吉独白的结尾处，也即昆丁独白的开始处进一步夸大了这种区别：班吉的回忆无时间性地在记忆的片段问来回跳跃，最终以对一天晚上他将要入睡的记忆而结束。在小说里接下来的一句话中，昆丁说道，夜晚结束了，他又“回到时间中来了”，并将此话作为其独白的开始。此外，这三段独白的语言风格也体现出了福克纳对于心理分析元素的运用：它们同样基于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概念。弗洛伊德说道，“本我”“不能说出它想要的东西”。班吉不善于表达，在他“努力想说什么”的时候，总是失败。他不善言辞。“他不能说话”查理说。因此他的独白以不合乎语言规范为风格。杰生在某种意义上与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吻合。这一概念在人性中最后形成，最接近于父母和社会传统。他的独白采用了规范的口语体，显得响亮而明白，就像演员在戏剧中的独白。像“自我”那样，被冲突的力量来回推动着的昆丁，是唯一交替采用两种迥异的语言风格的独白者：当他强迫自己系统地筹划自杀时，他像杰生那样，采用规范的文体独白；当他回忆起凯蒂，或回忆起在他心目中象征着性欲的忍冬香味时，他的独白变得像班吉的那样不合语言规范。弗洛伊德曾写道，“以画面思维是⋯⋯转变为有意识的一种很不完全的形式，与用文字思维相比，它大概更接近于无意识过程，并显然比文字思维更加古老”。因此，班吉的独自中大多是一些描述性语句，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对小昆丁最后离开康普生家的观察：那黑影从昆丁那间房的窗子里爬出来，爬到了树上。我们看见那棵树在摇晃。摇晃的地方一点点往下落，接着那黑影离开了树，我们看见它穿过草地。班吉就像照相机和录音机那样运转。福克纳通过含糊而不准确的语句，向我们表明了班吉远远没有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能力。在三段独白之后，小说的最后一章强调了康普生家的黑人女仆迪尔西的仁爱之心。当一家人都不干活时，她在劳作；康普生家靠强制力量维持秩序，她却能真正做到井井有条；她与现实相联系，无心去扮假象。她的存在使康普生家的悲剧更加显而易见。这一点，可用昆丁的话来证实：“黑人走入了白人的生活⋯ ⋯ 就像显微镜的图像一样，显眼的黑色细流将白色物质分开。”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中，迪尔西带着白痴去黑人教堂。福克纳以此展现了那种在康普生家里缺失的爱。牧师向人们讲述着爱，直到人们无需用语言，而用圣歌来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当迪尔西和班吉坐在人群中时，福克纳暗示了他们与牧师正在讲述的玛利亚和耶稣具有相似之处。小说结尾的巧妙一笔实际上是为看似悲观的心理分析元素增添了一笔亮色。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弗洛伊德虽然认识到人的社会矛盾和自我矛盾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他一贯坚持仁爱和理智总是可以战胜憎恨和荒谬的[13](P18)可见，福克纳不仅通过写作技法将心理分析元素融入到小说之中，还将这一理论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许多人认为，《喧哗与骚动》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研究分析了一个处在商业主义上升时期里的日益没落的南方贵族家庭。[3](P12)以这样的自然主义观念来评价，这无疑是一部枯燥而缺乏知识趣味的小说。也有人认为《喧哗与骚动》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借鉴了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技巧和罗伯特·勃朗宁的长篇独白技巧，吸取了海明威所强调的简洁的叙述表达方式以及马克·吐温在悲剧中寻找荒谬的风格。但这显然不足以解释这部小说为什么能够“对当代美国小说作出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审视这部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