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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算合拍。而当代移民作家 ,即便是在海格彤编辑的所谓“世界文学 ”的文集《查理 ·陈死了》(1993)以及该文集的修订本《查理 ·陈死了 2》(2004)中 ,也不一定有幸得到一席之地 ,因为两本文集中的移民作家数量实在太少 ,其中主要还是在有殖民文化背景的菲律宾和印度出生、早已拥有美国国籍的移民作家。中国山东大学 1977级学生哈金毕业后到美国从事创作 ,并使用英语写作 ,曾经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等多个奖项 ,但哈金却从未被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圈内人所点评 ,主要原因恐怕是他的作品均以中国大陆为背景 ,描写与美国主题毫无关联的中国大陆普通人的生活。对普遍人性的探索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更使其作品陷入了已成为历史的冷战阴影中。美国出版业推崇哈金的作品 ,更多的是因为他以极端现实主义的手法对中国人生活经历过于细致化、细节化的再现 ,表现出让读者无法忽略的异域性、落后性。对人性主题和政治批判毫无建设意义的生活细节迎合了美国读者的猎奇心理 ,赋予了作品商业价值 ,但与美国族裔批评预设却完全不符。另一位华裔移民作家严歌苓 ,虽然在美国境外的华人群体中享有声望 ,但截止 2003年 5月止 ,美国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关于她的专题研究 ,只有台湾学者冯品佳论小 [10] 说《扶桑》的一篇论文。《扶桑》之所以受到冯的关注 ,是因为它以早期美国旧金山华人社区为背景 , 描写华裔前辈经历 ,涉及种族歧视等美国主要社会问题 ,可以作为亚裔美国文学作品 ,套用族裔批评预设模式进行解读。严歌苓以当代中国大陆留学生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仍然不属于亚裔美国文学,至多可以在“流放文学 ”中找到归属。纵观这一阶段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亚裔美国文学批评通过多元视角重新诠释了美国 ,丰富了美国想象 ,对其前一阶段民族主义思想意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使多元美国至少在理论上成为更为进步的新型美国。但是 ,也正是美国这一不变的主题和语境 ,使多元成为一种表象 , 成为美国“领导 ”下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必须要开始容纳亚洲各国的必然结果 ,从本质上重复了美国中心思想和霸权思想 ,使批判没有彻底性 ,只能停留在单纯的表述上 ,使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自身缺少真正解决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以及亚裔内部一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思想素质:第一代移民与他们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子女间的矛盾 ,移民与非移民的矛盾 ,亚裔语言与英语的矛盾 ,亚裔各族裔间的矛盾 ,同化与非同化的矛盾等。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把这些矛盾表述成简单的多元元素的并存 ,其结果只能掩盖矛盾的存在。三、结　语尽管在当今的美国 ,移民占亚裔人口的绝对多数 ,但是 ,他们的代言人则是出生在美国 ,与移民生活全无关联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亚裔人 ,这种现象 ,成为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之所以具有根深蒂固的美国民族主义内涵的重要原因。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学术权力一开始即被生于美长于美的亚裔后代所掌握 ,这是美国限制亚洲移民造成 20世纪 80年代前亚洲移民人口极其有限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这些亚裔后代在学龄时期 ,像美国所有中小学生一样 ,每天必须面对美国国旗 ,右手抚胸 ,高颂“忠诚誓言 ”,了解美国历史、美国地理、美国文化和美国政体 ,带着油然而生的美国优越感 ,阅读课本上以居高临下或同情的语气对于贫穷、落后或专制的东方国家的介绍 ,不断被美国的慷慨、民主与富足而感动和启迪。但同时 ,他们中的大多数 ,又见证和经历了美国种族歧视的黑暗 ,对亚裔人在美国的边缘性和外族性有切肤体验 ,深知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度等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移民 ,在从 19世纪 50年代到 20世纪 40年代的近一个世纪中 ,都曾受到过各种国家或州移民法案的排斥 ,在美国不同地区 ,曾先后发生过多次针对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移民或劳工的群体暴乱。当已经扎根的美国民族自豪感 ,与亚裔从不被看作是具有公民素质和资格的美国人、美国人常常无法也不愿区分移民和亚裔后代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严重冲撞时 ,学者们必然像汤亭亭那样 ,当无知的白人学者称她为中国妇女时 ,大声疾呼:“我出生在加州斯托克顿 ,因此 ,我是美国人 ……,我不是一个中国妇女 ,夏威夷以东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去 [11] (P58) 过。” 出生在美国、同时又曾经被边缘化和他者化了的亚裔学者排斥亚洲移民作家和亚洲文化 ,“讨还美国”(claimingAmerica) ,是他们的背景和造就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大环境所决定的。的确 ,相当多的亚裔学者 ,就像汤亭亭一样 ,从未亲身远涉亚洲。在他们开始涉足世事时 ,美国将亚洲国家不是置于冷战大格局中 ,就是对其采取扩张侵略的强权政治。东西对抗 ,造成了东西对话和信息渠道的阻塞。亚裔后代无从了解变化着的、真实的亚洲文化 ,只有从其父辈自他们早已远离的亚洲文化处沿袭来的言行中 ,解读已经并不真实和现实的亚洲文化 ,从美国媒体和文学文本中 ,接触被歪曲了的诸如象征邪恶的付满洲和模范公民查理 ·陈的亚洲人形象。时间、文化、语言和文化心理等的多重隔阂 ,以及美国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各个思想意识领域的渗透 ,只能使亚洲成为亚裔作家和批评家想象中的文化情结 ,而这个情结 ,其实就是萨伊德所说的东方主义 ,即西方把对于东方的想象幻化成现实的思想意识。那么 ,亚裔学者所表现出来的美国民族主义思想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 , 其实就是东方主义。在西方思想意识体系中无所不在的东方主义 ,自然也包括以美国为中心视角的美国文学批评体系 , 那么从美国文学批评体系的母体中脱胎而来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 ,也不能摆脱母体的烙印。在兴国和建国的前提下成长起来的美国文学批评 ,一直较少关注和讨论人性、扬善抑恶等普遍性的文学主题 ,因为这些主题无法让文学和文学批评成为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的重要载体。20世纪以后的美国文学学者常常以批判的态度 ,剖析美国文化和社会现实 ,借文学批评痛陈美国文化的物质化和商业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如今 ,又对种族问题和文化问题深度探勘 ,但是 ,无论是哪种批判,离开了“美国 ”这一主题和民主这一虚设理念 ,便失去了所有意义和价值。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批判行为亦是如此 ,它无非就是将出自亨利 ·亚当之口、被美国文学批评奉为美国精神的“反叛精神 ”变成亚裔美国精神 ,将原本属于梅尔维尔、霍桑、梭罗等白人作家的典型美国形象移植到了亚裔作家身上 ,将传统的经典美国文学形象 ,转 [7] (P189) 化成了汤亭亭《猴行者》中的主人公惠特曼 ·阿辛。在学者彪尔笔下再生的亚裔美国形象 ,是一个融合了白人主流文化的美国性和美国黑人文化反叛主流的精神气质、以多元认同“解构美国文化 ”的后现代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形象。萨伊德在《世界、文本和批评者》(1991)等多部论著中尖锐地剖析道 ,美国文学批评 ,即便是 20世纪在美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左派文学批评 ,也并不像其所声称的那样具有政治对抗性 ,相反 ,它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保障和喉舌的文化以及国家本身的同谋。那么 ,包括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在内的美国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貌似服务于民主理念的文化创建和文化改造工程 ,实质上就是国家的权力工程。从建国初期为兴国大业而点燃的民族主义热情 ,到二战之后为争夺世界霸主地位而重又掀起的美国文化热潮 , 再到当今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的全球扩张而激起的全球主义浪潮 ,美国文学批评无不随着美国建立国际经济秩序政治思路的变化而变化 ,不断沦为国家权力的工具。而文学批评又借助无形的国家权力 ,形成学术霸权 ,将异己的声音排斥在外 ,维持着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再生。国家权力对于美国文学批评何以至高无上 ,原因之一还在于与美国民主理念并存、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生存理念。物质和生存回馈是美国平等思想的基本核心 ,无论亚裔美国学者如何质疑这种平等思想 ,他们都无法拒绝学术与生存的交换这一诱惑。而要促成这样的交换 ,他们首先必须使自己所谓的 “原创 ”性学术研究遵循国家权力下的美国文学学术领域的学术规矩和潜规则 ,必须在现成的文化和批评话语语境中写作。在这个前提下 ,他们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