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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对自然的探寻之旅。从整体看来,《白鲸》中主要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式的试图征服、控制自然的思想,但全文也有一条很清晰的生态思想发展线索,即以实玛利对自然的观察和探索。有学者认为,《白鲸》是一部包含典型成长叙事的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的水手以实玛利在经历海上探险的过程中认识大海,认识人生,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最终成熟起来的故事。以实玛利为寻求人生意义,逃往大海,有幸与魁魁格成为好友,一起加入“裴阔德号”,在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海上冒险后,被“拉吉号”救出了茫茫大海, 在“裴阔德号”的毁灭中获得了成长和新生。[8](P154)笔者以为,以实玛利的成长具有双重含义,在经历了长达三年的航行之后,他不仅在大海中得到了成长,强健了自己的身体,找到了精神栖息之地,也在灵魂上一步步取得和自然的相互认同。他曾感受到大海的阴险,白鲸的歹毒,在水手的呐喊声中也混杂有他本人的声音,“有种狂野的、神秘的、同情的情绪在我心头涌动,亚哈那难以抑制的复仇之情就仿佛是我自己的一样”,[4](P224)但他最终在自然面前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以谦卑的姿态在自然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伦理关系。以实玛利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裴阔德号”倾覆之后,只有他一人幸存下来,这是作者刻意的安排,也是因为只有他与自然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卷首八十条为全文定下基调的摘录绝大部分是赞颂大鲸的。第一章里,以实玛利认为,“出海是他消愁解闷、调节血液循环的一种方式”,[4](P1) 同时也是与自然对话的方式,只有大海才能让以实玛利在灵魂上得到成长和新生;在三十二章《鲸类学》里,叙述者以实玛利运用了大量的文字对鲸鱼的主要种类作了比较系统的说明,传达了对鲸鱼的热爱之情;在四十五章《我宣誓》中,列举出每一条著名的大鲸都用人名来命名,如汤姆、杰克、莫宽、米格尔等等,体现了生物种族之间的平等;而在七十六章至八十一章近百页的篇幅中以实玛利不厌其烦地向读者缕述有关捕鲸业和大海的许多有关情况,生动地描写了一个以鲸鱼为代表的海洋生物世界;在以后的章节中,以实玛利眼中的大海虽然时而肃穆宁静,时而狂风巨浪,但始终有一种超越感和神秘感,他也真正地平静下来:“不再记得曾经发过的那些恶狠狠的誓言。在鲸鱼那里,我‘鲸’盆洗手,不再记怀”。[4](P552) 鲸鱼和大海都是自然的象征,以实玛利以对鲸鱼的接受、欣赏,到和平共处表明了他对自然的理解、宽容。最后仅有以实玛利逃出了厄运,“拉吉号”拯救了他,这个对鲸鱼、大海及一切生命物种仍怀有爱心的人,也只有他,才能以“那娓娓的叙述方式”[4](P662) 来为我们讲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罪恶,像《古舟子咏》的老水手一样,一遍遍告诫“我们应该爱一切事物,不分大小”,[9](P16)去传达自然与人之爱。 19世纪对于要抓住一切的西方而言,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它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的胜利,“那条白鲸,在一个层面,是作为尚未被征服的自然力的象征”,[10](P157)亚哈操纵的“裴阔德号”原本是到海上去征服自然,结果反而被大海所吞噬,其灭亡告诫我们,以自然界为宿敌的人,在试图毁灭自然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以实玛利想做的是远离陆地、走近大海,认识白鲸、亲近自然。他眼中辽阔的大海,一会儿是笼罩着田园式的宁静柔和,具有令人遐思的魔力, 一会儿是惊涛骇浪,令人头晕目眩;他眼中神秘的白鲸,时而光彩照人,引人注目,时而极工心计,令人不寒而栗。他眼中的自然始终给人以神秘感,不论是凉爽晴朗的白昼,还是繁星闪烁的夜空。正是因为以实玛利对自然的崇敬和热爱,他驾驶的小舟渐渐靠岸, 表现出当现代文明的进步给人类带来更多危机和灾难时,人类重新怀有走向大海,回归自然的渴望。三、麦尔维尔的生态伦理困惑通过亚哈的悲剧结局和以实玛利的幸存,麦尔维尔表达了一种生态伦理思想的困惑。在基本的生态伦理态度上,麦尔维尔虽然未能超越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制囿,但也应该看到,在《白鲸》和他的其他著作中,的确已经存在着另一种试图超越的召唤。正是这种超越的意图,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一种逻辑悖论:一方面向往着回归自然;另一方面又热衷于享受捕杀鲸鱼的生命快感。一方面到海上寻找远离美国工业文明的质朴文化;另一方面又陶醉于自己的文化优越感。《白鲸》中处理自然与人的关系时,不时流露出自我冲突和困惑的态度,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田园冲动总是与征服自然的悲剧性冲突相矛盾。就像小说中第七十三章戏谑地写到用康德的头和洛克的头来维持船的平衡一样,麦尔维尔也在试图维持内心的平衡。面对自然,人类应该处于何种位置是作者一直探讨的中心。麦尔维尔深刻的犹疑和内心的困惑是从未停止过的,塑造亚哈性格的多样性、矛盾性可略见一斑。在亚哈身上,作者既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人类对自然征服的一面,又告诫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导致的是必然的毁灭。于是,他安排了征服者的灭亡和探索者的新生这样双重的结局, 试图用文字来解决思想上无法解决的精神危机。而这种精神危机的缘起是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密切相关的。有学者认为,麦尔维尔在阅读霍桑、莎士比亚、托马斯·卡莱尔的作品之后,在1850年秋天重新构思了《白鲸》,值得一提的是在霍桑身上,“麦尔维尔看到了他在莎士比亚身上曾经看到过并为之叹服的那种‘黑暗’和激情的结合”,[11](P352)这必然影响到他在《白鲸》中描写人类征服自然、捕杀鲸鱼的“罪恶”。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梭罗、惠特曼却无时无刻不在歌颂自然界的美好和自然与人的和谐相融。梭罗与自然有着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深情,他在日记中写道:“四季及其变化全在我的心中……自然与人类多么完美的协调,因此他在她那里找到了家园。”[12](P111) 而惠特曼则通过自然的亲身经历来向世人述说一个事实:自然不仅是医治人们身心创伤,保持其健康理智的“无形大夫”,而且也是人们无法离开的同志和朋友。这样,来自各方面思想的冲击必然在麦尔维尔心中引起激烈的冲突和困惑,使小说的意图难以处于统一和谐的状态。当然,作者并不是有意为之, 而是内心迷惘的真实反映,也正是由于作者的困惑和游移给叙事意图带来了混乱,从而为读者的诠释腾出了广阔的空间。在以实玛利和白鲸的相互体恤的情感中,我们捕捉到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意义召唤,这种意义召唤指向的是阿尔贝特·史怀泽所倡导的“敬畏一切生命”的生态伦理:“有理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13](P112)以此为参照,《白鲸》中的伦理困惑主要源自麦尔维尔伦理思想的不完整性,虽然他也向往回归自然,但他主要关注的依然只是人类的利益和需要。正如美国著名生态学家雷切尔·卡森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人类总是狂妄地大谈特谈征服自然,现在他有能力去实现他的夸夸其谈了。这是我们的不幸,而且很有可能是我们的悲剧,因为这种巨大的能力不仅没有受到理性和智慧的约束,而且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人类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是埋葬自己。”[14](P27)亚哈的悲剧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不是自然的中心,也不是自然的主人,他必须承认自然的权利,尊重自然规律,必须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唯一尺度来衡量自己、衡量万物。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人类才可以诗意地栖居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然之中。参考文献: [1]劳伦斯.劳伦斯文艺随笔[M].黑马译.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4. [2](美)麦尔维尔.白鲸[M].曹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3]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美)麦尔维尔.白鲸[M].罗山川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