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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抢夺拿伯的葡萄园,害死了拿伯,遭到上帝的责罚。以这个名字命名船长主要是暗示其性格。《白鲸》中的亚哈与《圣经》中的一样:坚毅勇敢,又为邪恶的仇恨支配。新批评的代表韦勒克(Rene Wellek)曾谈到: “麦尔维尔笔下的亚哈(Ahab)和以实玛利(Ishmael)则显示出,作为塑造人物的方式,文学中的隐喻(此处利用的是圣经的经典)会起到何等经济的效果。”[5](p246)塑造人物是叙事性作品,而非象征性作品的主要特征。这也印证了前文我们对《白鲸》形象的象征性实为叙事性作用的分析。亚哈被仇恨困扰,为了复仇他命令水手们不惜船毁人亡也要追杀白鲸。他偶尔想起妻儿时也浮起一丝善念,但很快被仇恨淹没。他一意孤行,不顾劝说,终至毁灭。就这样,以实玛利与亚哈出于相同的动机出海,前者找到了爱与人道,后者则为仇恨所毁灭。在这部典型的“追寻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农夫彼尔斯幻想》中的睡梦人《,天路历程》里的基督徒,伏尔泰笔下的老实人,歌德的浮士德等前辈追寻者的影子。麦尔维尔用两位主人公的不同追寻,在美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肯定了自由、平等、友爱、人道这些美国精神中的理想主义。在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在那个顺着密西西比河而下的孩子身上,我们听到了它的最强音。《白鲸》中与理想主义相伴的是更加“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白鲸》插入了大量关于鲸的知识,对捕鲸作业的描述非常详细,这既是航海小说的传统,也是对实用技术的重视。麦尔维尔对美国捕鲸业巨大收益的自豪在书中随处可见“:这个水陆世界的地球有三分之二是南塔开特人的,因为海洋是他们的,归他们所有”“;所有这些气象万千的房屋和繁花似锦的园林都来自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它们没有一件不是用标枪射来,从海底拖到岸上这儿来的”。为了获利,不论是找到光明的以实玛利,还是陷入黑暗的亚哈都豁出性命,从赤道到北冰洋拼命捕鲸。水手们以“去见海神”般的气概同德国人争抢猎物,粗俗而自豪地嘲笑失败的对手。他们赌咒发誓,花言巧语骗走法国人的龙涎香,让美国的幽默打上深深的实用烙印。小说对美国精神两极的展现,是作者从现实视角对时代氛围的纪录。从华盛顿·欧文开始,美国文学就试图树立自己的独创价值,但当时的创作更多是对欧洲的仿效,主要原因还是美国民族尚未昭显出自己的精神特质。到了麦尔维尔时代,新一代的美国人出现了,他们“快活、不妥协;荒诞主义的、人道的;喜欢面对实事开动脑筋,用自身无穷的创造力来拯救世界的空虚”,[6](p354)上流社会的出身和社会底层的经历使作者有机会广泛接触到本民族的思想并将之贯注在自己的创作中。对《白鲸》而言,美国精神这样一个开创性主题增加了小说的现实容量,使作品植根于社会现实之中,这也是一切伟大作品最基本的要素。由这个主题衍生出的许多情节都被后来的创作所继承,真正意义的美国文学正是这样的主题所催生的。《白鲸》主题的第三个层面,也许麦尔维尔本人都没有意识到,但却是时代和历史赋予作家的最深沉的声音。如果说前两个主题层面是指向历史和现实,那么这个层面则指向民族心理。杰姆逊曾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7](p532)这番话本是谈论后殖民背景下第三世界的,但其要义实则指明了作为前殖民地的新兴民族国家,它的作家总是关注着本民族的生存境遇,以具有历史深度模式的政治写作方式把自己民族的群体意识投射到创作中去。这对于早期美国文学的深层面貌同样适用。今天美国的霸权容易使我们忽视它也曾是一个后殖民国家,至少在其早期历史中,殖民地经历的影响是很大的。在麦尔维尔时代,美国作家们所面对的问题与当今第三世界作家很相似:国家独立才半个多世纪,经济、政治上算不上强国,英国亡美之心尚存。文化上“四海之内谁读美国书”的著名讽刺言犹在耳,文学的创作和消费都受到英国舶来品的冲击。整个民族迅速富强的愿望却又如此强烈。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作家总是力图创造出真正属于本国的民族文学,就像今天的后殖民作家一样。基于这一心态,民族寓言理所当然成为了他们创作的主题。让我们再听听那句著名的开场白“管我叫以实玛利吧”,多么孤独而又充满自尊的声音。尽管被父亲遗弃,但上帝说,我会让他自立门户,成为大国。多少年来评论家总认为以实玛利的形象是被家庭和社会冷落的作家感慨个人际遇的产物。但就在《白鲸》完成34年后,在美国文学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马克·吐温同样描写了一个被父亲遗弃的孩子,在波澜壮阔的大河上找到了爱、人道、光明。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感情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或集体的表现。”[8](p423)不要忘记,作为国家,美国本身也是被英国这个父亲所虐待而走上独立自强的道路,并在不断探寻中追求着大国梦想的。孤独、自立、为理想所激励,怀着强烈清教意识,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并终有光辉前程的年轻人,正是美国民族的集体想象。两代伟大作家共同刻画的其实就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自我”形象。以实玛利也好,芬也好,都是这个“自我”的镜像。综上所述,追寻的主题是对古老文学原型的模仿,它克服了美国文学没有根基的弱点,在对历史的继承中增加了小说自身的文化深度。美国精神的主题,是以当下性视角对正在形成之中的美国民族性格的展示,它使小说具备纯粹的美国特色和现实性而不再像前辈们那样单纯模仿着欧洲文学。民族寓言的主题,则反映了整个民族的深层心理,使小说表现了美国文化中本质性的东西。这三个主题同时又是三个维度,分别指向历史、现实和群体心理,它们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小说内在对应的整体,并一同促就了作品深广的时空容量,构建了其崇高的美学风格,不同凡响的“美国史诗”正是在它们的合力下形成的。参考文献: [1]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赫尔曼·麦尔堆尔.白鲸[Z].曹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3]诺斯诺普·弗莱.文学的原型[A].吴持哲.诺斯诺普·弗莱文论选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洛德·霍顿,赫伯特·爱德华兹.美国文学思想背景[M].房炜,孟昭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5]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原理[M].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6]埃默里·埃利奥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M].朱伯通等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8]布吕奈尔.形象与人民心理学[A].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