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11](P115)张天翼正是从这里起步,在不断的学习中实现了对狄更斯的超越。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充满了批判精神,但他的批判是温和的,他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主要停留在对个别人、个别机构的揭露上,并没有涉及对英国人及英国的社会制度的反思和批判。即便是在他后期所创作的作品,如《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小杜丽》、《我们共同的朋友》、《艰难时世》和《双城记》等,虽然描写了社会对人性的挤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黑暗面,但是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其结局也大多数是温情的,即使是为富不仁的资产者在经历了破产或其他的折磨之后,在接受情感教育之后仍然能够懂得“仁爱”,获得“谅解”。张天翼的批判则去掉了那种英国绅士式的宽容,在他的小说人物身上,往往蕴含着对人性、对国民性的深刻反思,表现出对社会、对国民性的辛辣的讽刺和批判。进入20世纪30年代,张天翼成为一位承前启后的喜剧作家,讽刺文学的中坚力量。“他用讽刺的火焰,烧毁着三十年代社会一处处阴暗、龌龊的角落;用他那柄犀利、明快的解剖刀,毫不留情地挑开旧制度下一个个丑陋、颤栗的灵魂,并发出愤激冷峭的笑声———张天翼的笑。”[3](P377)他的“一项独特的贡献,就是他在左翼文坛里率先恢复探究国民性这个重大的文学主题”[10](P353)。由鲁迅极力倡导并实践的对国民性的挖掘和探究的文学主张在20年代沉寂了,随着“阿Q的时代死去了”的宣告,相当数量的左翼作家将眼光投向社会经济政治等视角而忽略或回避了人性和文化心理这些因素。对此,张天翼指出,“我们民族中的每一个分子,都把自身检验一下,看还带有你阿Q灵魂原子没有。假如我身上还有你那种倒楣的灵魂原子,那么我这个民族的一员,就会跟我们整个民族队伍在历史大陆上进展的步调不一致,多多少少总会使我们民族在进展中受到拖累,甚或是受到阻碍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勇于正视我们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一定要洗涤我们的灵魂”[3](P327)。这种对阿Q精神的探寻和拷问, 来自青年时代与“阿Q”们的纠缠,来自对鲁迅批判精神的继承,更来自对中国现实的冷静剖析和审视, 来自他讽刺揭露眼光和思维的延伸。张天翼首先在左翼作家中把文化批判和阶级分析结合起来,透视各个阶层的人物,挖掘“灰色灵魂”的人性弱点。在《砥柱》中,他联系民族文化的历史从现实人物的品行中反思程朱理学的道德价值。在黄宜庵跑去教训临舱的下流船客时,作者陡转直下的揭示出他其实是这一群下流的道学先生中的最“优秀者”。在《讲理》、《度量》、《旅途中》这些短篇小说中,作者讽刺的笔已经探入了人物贪婪、嫉妒、俗气、势利、精神胜利的国民劣根性的层面。一个乘客从人力车上摔下而致轻伤,他庆幸自己可以不交车钱,还要装成一副不让车夫吃官司的嘴脸。这种对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向的揭示得到了夏志清的赞扬,认为他“保留了人性真相的一种广度”[12](P160)。《包氏父子》在写出小市民阶层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向上爬的心理的同时,也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包国维在面对郭纯的奴相, 公馆其他仆人在面对“将来的有出息的”但实际上却是脓包一个的包国维的谨慎……这些小市民的奴性在作品中一展无余;而《春风》则描述了旧教育制度下儿童所受到的戕害和“如何一个事实上毫无希望的阶级,在略胜一筹的经济状况下,会回过头来憎恨一个更低的阶级”;《鬼土日记》对虚幻的阴间做出了赤裸的揭露,等级观念、金钱政治、血腥屠杀、政治欺骗、伪道德……但是,作品中萧仲讷一直提出的 “你们阳间不也是一样的吗”的反问,让这部作品的讽刺方向直指“上面”———“我”的来处。萧爷的提问便是这部作品的“眼”,它反复的提醒我们:这个阴间的鬼蜮世界其实就是现实世界的写照。正如张天翼所说,“和阳世社会虽然看去似乎不同,但不同的只是表面,只是形式,而其实这两个社会的一切一切,无论人,无论事,都是建立在同一原则之上的”。这些作品的批判力度已经超越了狄更斯的温和而步入犀利了。《华威先生》是张天翼作品中批判国民性最为深刻的。这部作品发表后就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注意,并立即就此发生了一场论争。特别是作品被日本人作为侵华的材料介绍到日本去之后,更是引起了极大反响。一部分人认为,《华威先生》“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并且说“如果对于‘医’没有把握,‘疾’无论轻重,还是讳一讳好”[3](P310, 312);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如果能够彻底地暴露黑暗,或者并不亚于有实感地颂扬光明,因为不击退黑暗,光明也就难于来到”[13](P743),进而指出,“照上那些幢幢的鬼影,使之无法藏形;指出那些创病之所在,使人们知其所洗治,正是今日文艺的最重要的的任务之一。因为这各面的种种黑暗与病根正窒息着民族的生机,正阻碍着胜利的前途”[13](P748)。引起一场论战,这足可以证明作品揭露的力度和深度。乐黛云先生曾详细地论述了华威先生的形象,认为华威先生是一个浮夸、虚伪的人物,是典型的官僚,这个形象体现了中国旧民族性之一部分———官僚阶级的劣根性在扬弃过程中浮出来的残渣。[3](P341-348) 笔者认为,《华威先生》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所体现的国民性的弱点,更在于张天翼在救亡御辱、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能够看到潜伏在内部的危机,敢于给全民抗战泼冷水,能够发聋振聩地让人民正视抗战的现实。这才是一个讽刺作家应该具有的独特的眼光。同时,这部作品在作品之外所引发的争论既证明了作品存在的价值,也揭露和表现了国民的另一种弱点及其对它的补救。正如茅盾先生所说,“‘华威先生’那样典型的出现,而且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我这里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都是对于华威先生感到很大的‘兴味’的),而且更引起了青年作家对于隐伏在光明中的丑恶的研究和搜索”[4](P307)。这才是作品更大的意义之所在。承狄更斯而来的批判讽刺性在这里已经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超越。我们提到实现超越这一点,我们往往绕不开俄国果戈理、契诃夫对张天翼的影响。俄国文学家们对现实的关注的确给中国作家们以极大的影响,张天翼在这方面也的确受益匪浅,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他们所能汲取丰富的养分更多地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自屈原而下的忧国忧民意识,在杜甫这个穷困潦倒的诗人的身上再一次获得了升华。就是不去追溯那么久远的历史,单清末的讽刺小说中就已经寄寓了作者沉甸甸的一腔爱国爱民之心,反映了中国文人的满怀忧国忧民之意。在面对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艰难选择后的中国现代作家, 面对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现实,他们无法摆出一副绅士的面孔,说着不关痛痒的俏皮话。流在血液中的对中华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在心头燃烧,在笔尖呐喊。张天翼的讽刺中透露着尖刻,透露着辛辣,这是忧患的民族传统在新的时期的历史使命使然,正是在这一点上张天翼实现了对狄更斯的超越。回顾张天翼小说的创作成长过程,他对狄更斯的接受与超越,我们能体察到他开放的心胸和眼光, 体会到他不断学习进取的意志。一位学者在解读中国当代文论时曾说:“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就是把古与今、中与外的不同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挪入到一个共同的平台,使之进行一个比较对话,而在这种对话基础上的文学的理论才是达成文学观念的普世有效性的基础。”[14]这句话可以说是张天翼文学创作历程的写照。他正是在与古今、中外文学的对话中, 有效地吸取各种营养,将之置于中国当时的社会土壤,把重心放在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洞察,从而使他的创作既有传统的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活的现代性。张天翼对狄更斯的成功接受,为我们接受外来文学和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　考　文　献] [1]　曹顺庆.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5): 4-6. [2]　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M].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