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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专为下等社会写照”有些绝对了,因为他小说中的人物涉及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阶层,但其小说绝大多数以平民为主人公却是事实。他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叙写他们的苦难,以此来批判社会的丑恶和不合理现象。这种取材和人物上的倾向性不仅和英雄美人、才子佳人当道,充斥着言情媚俗之气的中国传统小说不同,更高举着“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的现实主义的旗帜,给予喜爱它的张天翼以启迪和影响。张天翼喜欢交朋友,而且他没有一般知识分子的架子,他“喜欢跟各种社会底层的人交朋友,八府塘门口拉洋车的,机关小职员、街上杀猪的,阔人家的大司务,店里的小伙计,公所看门的,走投无路的失业者,从湖南老家出来的老乡,七七八八,沾亲带故的各色人等,他都跟他们要好,一块喝酒抽烟,谈个没完”[3](P77)。他的平民意识,来源于父亲的思想的影响及作家童年的经历。张天翼从五岁起就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苦苦挣扎着维持生计,这种经历使他熟悉平民的艰辛,而有意识地选择劳动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作为自己作品描述的对象,则不能不说是狄更斯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张天翼的小说里充满着小商人、小职员、小高利贷者、城市流浪汉、苦力、小知识分子、小官僚等市民。平民意识不但使张天翼免除了同时代某些“革命文学倡导者”写作中的那种救世主心态,也使他能真正以一种平等的观念全身心去体味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辛酸与痛苦,使他能够脱离旧文学的窠臼,学习到现实主义文学中蕴含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在人物的塑造上,狄更斯喜欢用夸张的手法塑造讽刺性的人物形象,夸张是狄更斯作品中的一个特点。将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归类为简单的扁形人物的福斯特在评论时注意到“狄更斯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从一侧朝匹克威克先生看去,会发现他的厚薄不超过一张留声机的唱片”[4](P132),然而,福斯特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扁平人物能让人奇妙地感觉到人的深度,肯定狄更斯在描写人物类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狄氏能将人物性格内涵的全部复杂性抽取出来并具化为一种动作或特征,提炼人物的习惯动作和习惯用语,然后用一种夸张的形式重复地表现出来,从而塑造出性格单一但是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在《远大前程》中,那些爬动在腐烂的喜糕沙锅内的黑壳甲虫、蜘蛛网、布满尘土的房间在夸张的描写下显得异常可怕,而国会议员、焦煤镇的统治者葛雷梗粗壮的外貌也被描绘成一堵方墙似的额头,四方的外衣,四方的腿,四方的肩膀这样一副呆板笨拙的形象,这样的一些形象的描写,生动地为我们描绘出环境和人物的特征。张天翼在人物的塑造上模仿狄更斯的痕迹很浓,他的“狄更斯式地提炼人物的习惯动作和习惯用语,廓大地加以描写的方法,是很出名的”[7](P389), 他着力表现的常常是人物性格中最引人注目的动作特征和外观的形态。桑华在谈话时总要瞟镜子, “瞟一下就得把自己的姿势稍微改动一下”(《移行》)[8]。肥胖的老板娘睡着了就会从嘴角流出涎水,醒来之后就用手一抹(《小帐》),包国维头发总是亮亮的,走路的时候总是齐脑袋到胸脯都是向前一摆一摆的(《包氏父子》),女人们一哭就要脏兮兮地擤鼻涕(《善女人》、《奇遇》)……不仅如此,“张先生还有一种手段,似巧实拙。他喜欢捉着每一个小说人物的‘口头话’用以为表现这人个性的方法。 ……这种方法,不能算是技巧,在小说里早已成为滥调。狄更斯的小说便是善于利用这方法的”[3](P244)。至于这种方法是不是拙,我们在这里并不加以讨论, 作为事实的是在张天翼的作品中,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现象:肮脏的小店里,店老板放在嘴边的话就是 “热天顶要紧的是讲卫生,卫生我们最讲究”(《小帐》),算计着要从儿子儿媳手中抠出点钱来的长生奶奶一天到晚念着“阿弥陀佛”……然而,不论是狄更斯还是张天翼,他们在运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的确创作出了值得人们深省的优秀作品。最后,是狄更斯作品的幽默讽刺的风格对张天翼的影响。 “如果从讽刺的心态、气质、情绪、感觉上来考察,张天翼更偏向于狄更斯”。面对社会罪恶,狄更斯是“十分精细正确的描述这东西”,但“突然出现一条稍稍歪曲的线条或一句显然夸张的话,使人明白那种庄重的态度中原来隐藏着嬉笑”[9](P83)。狄更斯的幽默讽刺存在于他作品中的细节描写处,往往是在夸张的描写当中不露声色地达到他的讽刺目的。在《匹克威克外传》中,匹克威克与房东太太产生的误会的一幕颇具有戏剧性和讽刺性。匹克威克要雇青年山姆当贴身仆人,便告诉房东巴德尔太太说这个家就要增添一名男性成员了,巴德尔太太今后有人做伴啦等等,这些含蓄的,带有暗示性的话语竟然让这位寡妇误认为是求婚,她竟高兴得当场晕倒在匹克威克的怀抱里,又刚好被匹克威克三位朋友撞见,造成了老先生有口难辩的滑稽场面!匹克威克先生的性格特征在这里暴露无遗。张天翼在对被讽刺对象进行无情的嘲讽时,也采用了这一表现手法。在《严肃的生活》中,经过对怎样过严肃的生活作一番讨论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专喝中国的酒,弄点合口味的菜,打牌,买副烟具烧烟玩,此外就譬如结诗社等等。过了一阵子这样的生活后,“我”常常深深地反省,“因为近来发现自己有了一个大缺点”,认认真真地回忆了自己打牌时候摆牌的习惯动作后,“我”认为这种摆牌的习惯,很容易让人家猜到自己是摸到了什么牌,这种习惯“非努力改过来不可”。为了严肃地生活,“我” 就如何出牌的事情与妻子“不知道辩论了多少,甚至全身都发了烫,拳头在桌上敲着”,正儿八经的叙述中,荡着一丝丝戏谑。在抗战的1936年,这种对 “严肃的生活”的讽刺指向不言自明。在《清明时节》中,“他们吃着家里的现成饭,每天到这镇上的大街来坐坐茶店:这简直成了他们做人的目的”,这一句话,将努力构思的情节,精心描绘的细节,一下子就幻化为对乡下这一群小乡绅的揭露。这些文章所采用的不动声色的讽刺的方式,更让我们在发噱的情节当中,嗅到狄更斯的味道。从张天翼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与狄更斯存在亲缘关系的地方。比如,张天翼的《春风》写旧学校对儿童身心的残害,让人联想到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奥列佛·退斯特》、《小杜丽》中关于穷人的学校、贫民习艺所、贼窟、监狱等场所的描写;狄更斯作品中的人物一般生活在雾都,而张天翼的东南小城镇系列作品也代表了小城镇小说乃至整个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狄更斯在英国被认为是创造了英国大众语的巨匠,张天翼则在初登文坛时就以熟练运用下层平民的语言而让人瞩目;狄更斯 “对苦难的敏感融入了他悲惨童年的生活和感情积淀,一生都喜爱用一个心灵留下创伤的儿童视角来关照现实的黑暗与不合情理”[9](P83),而张天翼同样写了很多的关于儿童的作品,到了后期则主要是写作儿童作品,这些作品从儿童的角度来感触生活,体验生活,并且同样有着批判的视角,而他在《蜜蜂》、《团圆》、《教训》中表现下层人们的贫穷、愚昧的感受时,往往是采用的狄更斯式的儿童视角。这些具有亲缘性的创作内容,是张天翼自觉学习狄更斯的结果,更是他选择学习狄更斯的原因所在。三　张天翼对狄更斯的超越 “平庸的作家只能给文学的既有模式增加数量,天才的作家却能在冲破既有模式中给文学增加具有新素质的模式”[10](P347)。张天翼与狄更斯存在着这么多的相似的地方,有些作品甚至可以说是模拟之作,但是,张天翼仍然不失为独立而独特的张天翼,原因就在于他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在坚实的民族文学的地基上,实现了对狄更斯的超越。接受影响甚至模仿都并不是一件让人羞辱的事情,普希金曾经指出,“模仿并不一定是‘思想贫乏’ 的表现,它可能标志着一种‘对自己的力量的崇高的信念,希望能沿着一位天才的足迹去发现新的世界,或者是一种在谦恭中反而更加高昂的情绪,希望能掌握自己所尊崇的范本,并赋予它新的生命’”, “有独创性的作家并不一定是发明家或别出心裁, 而是能将借鉴别人的东西糅进新的意境,再造就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品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