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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舍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他的幽默艺术。老舍集中阅读了狄更斯的小说,深得狄更斯幽默的精髓。老舍早期的幽默以喜剧为主,喜中蕴悲。他的个人禀赋加之狄更斯的影响造就了老舍这为文坛所称道的幽默。这表明积极的文学接受是保证文学创作得以进行的动力之一。　　19世纪英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创作为英国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在他的小说艺术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被人们广为称颂的幽默风格。这是狄更斯长篇小说的最主要的特色,同时也是他创作成功的重要源泉。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后来的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对他的高度的评价中看出来。《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列出了狄更斯长期以来盛名不衰的三个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他的幽默:“世界上伟大的幽默家屈指可数,而狄更斯便属于这一行列。”[1]前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编的《英国文学史》一书也指出:“狄更斯是个了不起的幽默和愤怒辛辣讽刺的巨匠”,“他的风趣而乐观愉快的幽默,渗透着人民的精神。”[2]他的好友约翰·福斯特在其关于狄更斯传记的开篇中如此称赞他:“查尔斯·狄更斯,……迄今为止英格兰最伟大的幽默家。”[3]在运用幽默手法方面,狄更斯不仅完全体现了对古典喜剧手法的娴熟, 而且还有其独特的创造,幽默不再只是快乐的源泉,而且往往还能成为批判的武器,甚至在后期的作品中还带上一定的悲剧底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位与狄更斯文学气质相投的作家,那就是以风格的特异而蜚声文坛的现实主义大师———老舍。之所以“特异”,就在于他对北京市民社会民俗世相的铺写,文化批判的启蒙视角以及他的幽默风格。他的幽默风格并非与生俱来。首先,老舍独特的性格铸成了他与众不同的审美心态。正如他自己所说:“有一点点天赋的幽默之感。”[4]一方面,他生性乐观,“不会皱着眉把眼睛盯在自己的一点感触上,或对着月牙儿不住的落泪”;[4]另一方面他独具慧眼,“会由世态与人情中看出那可怜又可笑的地方来”。[4]其次,社会经历是影响老舍幽默审美心态的基本原因。他熟悉北平风土人情和中下层市民乃至三教九流的心理状态。老舍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也总是喜欢同时提及时代、家庭和自己的生活阅历。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满族护军之家,家境贫寒。因为贫穷,所以入世早,对事看得真切。家庭出身及生活阅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取向,包括一开始就倾心幽默的选择。再次,与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的创作与生活与中国和西方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老舍自己所说:“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虽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5]在英国的5年对老舍的创作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不仅老舍的小说创作主要起步于英语小说阅读,而且其发展、成熟的每一步都与西方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他的小说显示了深广、系统的西方文学观念和小说技法、文体等多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以世界意识为立足点,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物,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独有见地的反思。可以说他的创作是在跨文化接受基础上独辟蹊径的文学实验,具有超民族超国家的文化意蕴。无论是老舍小说创作幽默艺术的形成与发展,都与英国幽默大师狄更斯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老舍不少创作自述都显示出来,他创作初期,对秉性、家境、社会阶层都与自己较为接近的狄更斯情有独钟。正是狄更斯深刻、犀利的社会批判,“行善和爱”的人道主义,超群绝伦、妙趣横生的幽默手法最先在老舍心中撞出文学创作的火花。正如前苏联学者伊瓦肖娃所指出的那样:“狄更斯式的幽默的独创之处,是在于它同时完成了两个似乎是对立的艺术任务。狄更斯一面从现实的喜剧性方面入手处理现实,一面把现实的阴暗面加以冲淡。同时,用了这种喜剧式的处理方法,他把他的正面形象原有的理想化因素也中和了。”[6]在狄更斯早期的作品里,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里泛滥的霸道、贪婪、虚伪等罪行进行了揭露,但他始终运用幽默的手法,给这些阴暗面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对丑恶的现实作了幽默化的喜剧处理。这是因为狄更斯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也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抱有幻想的乐观主义者。他的《匹克威克外传》尽管触及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但他仍然认为,只要那些大大小小的雇主能够以匹克威克先生为榜样,整个社会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的狄更斯正如他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一样,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似乎太天真了。《匹克威克外传》中“一切都是从喜剧的角度加以描绘的,不管是‘善的’或‘恶的’,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没有一个情节,没有一个人物,是不含有喜剧成分的。一切最后都归结为笑语与闹剧。”[6] 纵观老舍小说创作历程,老舍是在“昼夜的”阅读西方小说中不断激活自己的经验记忆、知识记忆及情感记忆,不断择取观察事物、看待人生的崭新视角,不断尝试各种形式之创作的,而同时又在外界的反馈及对自我预决的审视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创作的。老舍早期的小说充满了喜剧色彩,常常出现令人惊叹的喜剧效果,给人以特殊的审美感受, 这种艺术感染力缘于他善于接受外国文学的启示、对幽默、讽刺等喜剧因素有意识的调用,而如何在文本中恰倒好处地运用幽默、讽刺,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和谐,成为老舍创作生命的主旋律。从初学时的稚嫩到渐趋稳定直至成熟,老舍在喜剧艺术崎岖的道路上收获了成功。《老张的哲学》初登文坛,即以鲜明的幽默、讽刺特色及行文的轻松引起国内文坛的关注,人民自然而然将老舍与幽默作家或讽刺作家联系起来,甚至还被称为“笑王”。《老张的哲学》虽有“一个严肃的悲惨的收场”[4]但其看取现实无论美丑的幽默眼光,对于各色人物不分善恶的喜剧性勾勒,无疑是受了《匹克威克外传》的影响。因此,二者有十分相近的艺术手法,如以令人“眼花缭乱,为之叫绝”[7]的渲染和夸张所营造的浓郁幽默,以谐谑轻松、画龙点睛似的议论和判断所蕴涵的无限讥讽。老舍在总结《老张的哲学》的得失时说:“假如我有点长处的话,必定不在思想上。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的前面,……假若我专靠着感情,也许我能写出有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是我不澈底;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爱憎判断,这种矛盾出于我个人的性格和环境。”[4]老舍关于自己的感情和理智分析得十分中肯。他坦言自己恨坏人的同时想到了他们的好处,在爱好人时也意识到了他们存在的缺点,于是形成了半恨半笑地看世界的心理,在创作中自然就有了悲与喜的共存与交融,并成为老舍创作的鲜明特色。继在狄更斯的导引下步入长篇小说创作之殿堂后,老舍紧接着创作了《赵子曰》。虽然他不讳言《赵子曰》的创作多多少少有些沿袭《老张的哲学》的创作路子,是“照样再写”的 “一本”,“在精神上实在是一贯的”,[4]但其他创作自述亦反映出,老舍从《老张的哲学》到《赵子曰》,在艺术借鉴上,已经历一个从现代幽默大师狄更斯到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这样一个偌大的跨度。读到老舍有关《赵子曰》在结构上“已比‘老张’显得紧凑了许多”[4]的自评,可以令人想起阿里斯托芬“结构相当紧凑”[8]的《骑士》,并从欧阳天风的身上看出凶狠、贪婪、狡猾、诡诈的帕佛拉工的影子来。随着不停歇地阅读西方文艺作品和史、论著述,不间断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试笔,老舍的艺术视野进一步扩大,创作经验日益丰富。及至老舍以狄更斯后期的作品《远大前程》为观照创作《牛天赐传》时,老舍不仅充分发挥了自己“会由世态与人情中看出那可怜又可笑的地方来”[4]的特长,而且对幽默的运用也日臻成熟。著名评论家毕树棠曾高度评价老舍这别具一格的娴熟幽默:“书里句句都含着笑,处处都是笑话,却处处都是平常的人事,用幽默的态度表现出来,就别样,而可笑。书里的坏人自然都可笑,好人更无一不可笑, 那笑里包藏着多少人生的意义,真是想不尽,说不了,这便是十足的幽默。”[4]若将上引评论与狄更斯“即使在着重指出教训时,也能引起纵情的大笑”的写作特色作一对照,可以看出老舍此时已深得狄更斯幽默之精髓。这长足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