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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的病态的良心干涉,恐怕并不是纯真坚决的忏悔,底子里很可以看出有一种极可疑的东西,一种深深的误谬。”[4](P60)齐灵沃斯是可恶的,但他的复仇又是可以理解的,他的不合理行为亦有其合理性,“其实那个复仇者不仅是一个可怜的孤独的动物,甚至比他的牺牲者更为不幸。”[4](P97) 在《红字》中,没有纯粹的善,也没有纯粹的恶,正如黑格尔所说,“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一方面的辩护理由。”[6](P286)齐灵沃斯在可同情的善的境遇中实施恶的计划,而牧师和海丝特则在恶的行为下萌生善的忏悔,善恶交织一体,混成人性本身。所以,在《红字》中, 霍桑的同情不仅在海丝特,也在齐灵沃斯,他不是在简单地区分孰善孰恶,孰对孰错,而是从罪入手,去触摸真实的人性本身。于是,人们对《红字》中人物的评定,也就有了无限可能的多义。 (三)人性与神性在基督教哲学中,人具有双重性———属天的灵魂拘禁在属地的肉体里。这样就产生了人的悖论:一方面,上帝承认人的自然欲求的合理性,容忍罪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上帝的救赎计划又分明透露着另一世界的诱惑和召唤,使人最终厌弃尘世。于是人的追求就变得自相矛盾。丁梅斯代尔是专心追求神性,期盼“彼岸”的代表,但其直接结果却是,一方面禁欲修身、苦苦修行,另一方面却激起了更加炽烈的世俗追求和欲念。他越虔诚,内心的反抗就越猛烈,以致“他每走一步,都想做一件奇怪、狂野、邪恶之类的事”,他感觉到“那是由于比反对这种冲动的一个更深刻的自我所发生出来的。”[4](P147)他一生所受的折磨,其实就是神性和人性的冲突,他不能上也不能下,他在两极之间被撕扯,除了死亡,他无法终止这场战争。坚强的海丝特是专心“做人”,一意投身于“此岸”世界,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合理欲求的,但却又不能不陷入现世价值自身的相互冲突之中。要追求自己所要的,而且这所要的也并没有超出她所应得的,但要实现这并不超乎人性的愿望,海丝特却不得不伤害了齐灵沃斯,不得不与另外一些同样被视为人性原则的东西发生了冲突,于是就产生了为人所不齿的罪恶,就酿成了人间伦理的必然悖论。追求人性的结局是犯罪,追求神性的结局是死亡。一个充满神秘主义气息和哲学意味的文学家,他所思索的绝不仅仅是一场审判,也绝不仅是一场爱情的悲剧,他苦苦追寻的是一个千古疑难———人应当往哪里去的问题。基督教哲学是一个复杂而又沉重的话题,基督教精神自身的多义性必然带给了以此为内核的作品以多重的意义。对于一本在基督教文化氛围中由一位充满宗教气息的作家所写的小说,仅以思想的局限性和复杂性来评断其多义性是远远不够的。从宗教哲学入手,从人的罪入手,向内窥测的依然是人生这一大课题,这是局面而不是层次上的区别,人生这个课题, 又岂能是单解的呢? 三多义性是指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多维多向的,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切入作品的价值世界,领略不同的艺术胜境。凡是古今中外伟大的文学作品大都具有多义性,但《红字》一书在形式系统和内蕴系统的互渗下,其多义性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并构成了作品的主要艺术价值。《红字》是一部充满艺术空白和象征的作品。它描写的似乎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有时间、有地点,甚至还有考据的资料,但故事的古老背景和神秘气氛会使我们强烈地感到,它是另有所指,它包含着费人心思的隐喻,从而使作品具有了一种现代寓言似的观感,诱发读者在进入故事的同时用一种冷静的超逸的态度去揣摩、思索、领略它的深刻含义。而其艺术空白和象征则为读者的这种思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容许读者发挥想象力来填充。“根据历史和个人的不同情况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1](P79)与此同时,和一般的象征小说相比,《红字》的故事与题材又具有表面的自足性和封闭性,使读者能产生如临其境的幻觉,对海丝特的遭遇产生同情之心和怜悯心情,具有了一般象征小说所缺乏的艺术感染力。作为内蕴系统深层核心的宗教精神也不等同于宗教本身,它孜孜以求的是人的本质、人的处境及人的归属问题,它根源于人对永恒、对至真至善的追求,也根源于对人类的同情之心。和宗教的专断相比,宗教精神是开放的,它永远只是探索而不会作出惟一的决定。《红字》是以基督教精神而不是以基督教义为内核的,因而它是探究而不是训诲,是思索而不是答案,它笼罩着宗教严肃、深沉的气息,但不是讲道,有如《圣经》一般,它的指向性和启示力是多维的,向四周辐射出迷离的光芒,惟一确定的只是作家的真诚和怜悯。形式系统和内蕴系统的结合在《红字》中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境界,前者得后者以深,后者得前者以幻,充满个体意识、群体意识和宗教精神,使一切形式和技巧成为有本之木,使每一种理解都变得意味深长,把人的心灵带入了一个无限深邃的艺术胜境之中;而变幻多端的艺术空白和象征又使作家浑然的意蕴得以完全的表达,为作品提供了解读的无限可能性, 开拓了一个广阔无比的艺术空间。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多义性,《红字》得以在年轻的美国文学中脱颖而出,也正是由于这种多义性,《红字》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向后世的读者展现出迷离的光辉,使每一位用心阅读的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寄托和共鸣,经历着情感的洗礼和智慧的历练。参考文献: [1]伊塞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德]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曹亚军.霍桑及其《红字》之一:批评略史[J].深圳大学学报,1999,(1). [4][美]霍桑.红字[M].侍桁,杨万,侯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5]夏晓珍.《红字》中象征手法的运用[J].益阳师专学报,1996,(3). [6]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圣经[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4. [8]狄尔泰.阐释学的形成[A].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9]徐敬亚.崛起的诗群[A].姚家华.朦胧诗论争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1989. [10]李天行,程树华.从小说《红字》看霍桑创作的心理矛盾[J].成都大学学报,1998,(4). [11]汉斯·罗伯斯·尧斯.试论接受美学[M].明尼坡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 [12]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A].杨慧林.罪恶与救赎[C].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