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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交代了齐灵窝斯的结局:“齐灵窝斯去世了,根据他的遗嘱,他把在北美和英国的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财产留给了海丝特· 白兰的女儿——珠儿。”[1](P237)这是齐灵窝斯对所犯下罪孽的忏悔,还是他人性复归的一种表现?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无论是哪种,这行动的本身是一种善行,因为客观上它是珠儿此后生活安定、幸福的前提和保证。从艺术创作角度来看,这最后一笔,对齐灵窝斯的性格发展至关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使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写出了他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与此同时,这一意味深长的交代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思索的空间。人们不禁要问,在立这份遗嘱之时,齐灵窝斯是怎么想的?是什么念头驱使他立了这个与己不利的遗嘱?或者说, 他大可不必这么做,如果想行善,他完全可以把这份财产留给教堂或者去接济其他穷人,可是他没有。由此可以说,齐灵窝斯临终的这一举动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忏悔,是他人性复归的一种表现。四、珠儿的善与恶 1.珠儿的象征在所有这些爱与恨的纠葛中,在善与恶的交织中,珠儿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她是海丝特·白兰与丁梅斯代尔过去生活的产物,暗示着一个人的行为对现实社会应尽的责任。作为一对有罪的情人所生的女儿,珠儿在清教徒眼里,又是其母亲罪恶的象征,随着故事的发展,珠儿还代表社会良心,同时也是社会良心有力的证据。在刑台上受到判决的那段痛苦经历中,珠儿使劲地抓住母亲,用不时抽搐来反映“海丝特·白兰精神上的斗争”。珠儿是大家公认的罪恶标志,是一个“化外之民”,一个“野孩子”, 被这个社会所抛弃,到处受歧视、受迫害,在自然的怀抱中长大。然而,桀骜不驯的珠儿充满了活力,任性而无所避忌,却又不甘受任何伤害。她仿佛不是一个尘世间的孩子,却好象是个精灵。她的无拘无束来自她的生存本能,来自她旺盛的生命力。霍桑实际上借这些向人们展示,一个孩子生下来就与母亲一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社会抛弃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2.先天的反叛力量事实上,珠儿的出现绝非一次不经意的心血来潮,相反地,霍桑把海丝特·白兰和丁梅斯代尔身上那诱惑他们灵魂 “堕落”的一时又难以阐释清楚的力量贯注在珠儿身上,让她那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闪烁着一种生命的灵光。这种生命的灵光令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贝灵汉州长都感到震慑不安。然而,珠儿对自然界中一切鲜花野草的钟爱与和谐,她对母亲海丝特·白兰胸前闪着灼人光芒的“A”字的好奇和亲近, 以及她对齐灵窝斯的无名恐惧、敌视和对丁梅斯代尔由避而远之发展到扑向他的怀抱都掩盖着一句至关重要的潜台词: 珠儿身上洋溢着的那股野性的反叛力量是自觉的、先天的。 “珠儿的外貌蕴含着一种变化无穷的魅力……贯穿其中的是一股热情,一种永不消失的、富有特色的和色调浓郁的热情。她的天性看来不仅丰富多彩,而且也很深沉凝重……这孩子生来就不爱循规蹈矩。”[1](P78)这股力量足以超越任何社会、时代的束缚,这是一股保护生命的鲜活激情的力量。五、总体、深入地挖掘 1.四个主要人物的灵魂层面形式上,《红字》写的是海丝特·白兰的赎罪,丁梅斯代尔的藏罪,齐灵窝斯的犯罪。事实上,霍桑在《红字》中循着人的年龄组合了一个“原罪”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处于最低层,最为世俗化,最为邪恶,离地狱之门最近的是齐灵窝斯。如果说霍桑对作为受害者的丁梅斯代尔尚存一丝同情和谅解的话,对沦为复仇者的齐灵窝斯则是极力鞭挞的。处于第二层次的是一直为“过去”所折磨的丁梅斯代尔。第一层、第二层是为欲望、现有秩序所束缚的、困惑的现世人的心路历程的形象化、具体化。而处于第三层次的海丝特·白兰则已开始享受灵魂自由的快慰和喜悦。她那平静安详的外表下蕴积着的一种博大宽厚的“爱”支撑起了她的心理平衡体系。珠儿则是海丝特·白兰理性彻悟的进一步深化。在珠儿那看似稚拙的言语行为中潜藏着一种“自由”和“爱”的绝对自觉。这种自觉已经融合在她与外界现存的一切联系之中。珠儿爱和憎的界线的分明令人感到惊讶,让人怀疑她的行为、心理存在的历史可能性。从齐灵窝斯、丁梅斯代尔、海丝特·白兰直至珠儿。人的灵魂一步步由“堕落”、忏悔、彻悟发展到精神的自觉。 2.霍桑对罪和其解决方法的探究人人都有罪,这是有着浓厚宗教意识的霍桑心中的一个结。这一点在他别的作品中也有反映。在《教长的黑面纱》中, 那位胡帕牧师终生坚持戴着黑色的面纱,以掩盖他有罪的内心。他在临终的时候指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蒙着黑色的面纱!负罪的人为了在社会上立足,便戴上了假面,这假面把人和社会分割开来,于是就有了心灵的扭曲,人世间善恶不分, 是非颠倒,文明反转过来以野蛮的手段压抑人性,摧残一切真的、善的、美的东西。[3] 霍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从社会本身去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方法,却转而求助于自然。在他看来,人类社会还从来没有发现过高于自然的真理。在大自然中,人可以坦然面对自己摆脱不了的罪;在大自然中,人性可以复苏,真善美可以回归。霍桑之所以求助于自然,也是想要摆脱社会传统的重负,从大自然汲取力量。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他企图为人类的未来设计一个理想的王国,而他所能迈出的第一步便是以他的良知大声呼吁人类应该诚实,勇敢地坦露自己的最坏之点。尽管这是无法实现的,但我们无法否认这部小说所起到的净化人的心灵的作用。人世间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要对这水火不相容的两类事物作出正确的鉴别,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霍桑通过《红字》还表达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人不应急于作出最后的判断。当小说开始时,犯了通奸罪的海丝特·白兰被惩罚的时候,谁能说她是受了冤枉呢?她怀抱着婴儿,铁证如山,想否认也否认不了。而故事的发展竟然最终证明她是真善美的化身,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当读者也和作者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便会自然而然地朝向以往的宗教、社会和整个文明体系投去不敬的目光。霍桑曾多次抨击过趋于僵化的清教主义的固执、保守和残酷,他在《红字》的引言《海关》中不无揶揄地写道: “人性如果植根在这样贫瘠的土壤里,即便经过世世代代的繁衍,也不会比土豆更加繁盛。” 在法律、宗教和道德的天平前面只存在着合法与违法,善与恶,道德与非道德的区别和对立。但是,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人的行为和心理用善与恶这对绝对对立的标准就能概括吗?人的性格中难道只具备一维两极性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对于自身了解的逐步深化,人们终于认识到人性中确实存在着介乎善与恶之间的部分,或者说从善到恶,从恶到善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在介于善与恶之间的道德标准上得到评价的。善是一个理想,一个目标;恶则是人性中极力回避的另一个极点。避恶从善是一个人的人格不断提高、崇高化的过程。同时,善与恶的评价标准本身又有着历史的局限。《红字》超越了人物性格中善与恶绝对对立的传统观念, 把罪恶感引入人的行为心理深处,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这一超越是具有重大价值和深远影响的。 [参　考　文　献] [1]霍桑.红字[M].姚乃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2]崔为.霍桑的困惑[J].北方论丛,1992,(3). [3]段怀清.《红字》弘扬的是一种道德意识还是生命意识?[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