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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勃莱特·阿施利是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女主人公。长期以来,她被评定为“魔女”或者“坏女人”。60年代中后期,许多女学者从女权主义批评的角度出发将勃莱特视为西方20世纪20年代新女性的代表。二种观点相左。本文从勃莱特所处的时代背景着手,通过分析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情绪,说明她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既有颠覆者又有依附者的双重性格,扮演着刀刃上舞者的形象。一 “世界主要文学形象”丛书的选编者哈罗德· 布鲁姆认为,研究文学首先要研究文学形象,因为文学形象是文学中最重要的元素。在此丛书中,每位作家选了一个被认为最成功、最能代表其思想和艺术成就的文学形象。譬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恩、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等。在海明威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勃莱特·阿施利独占魁首。依布鲁姆看来,最能代表海明威艺术成就的勃莱特·阿施利是可以与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等相媲美的文学形象。作为世界主要文学形象之一的勃莱特·阿施利是海明威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女主人公。80多年来,这个人物形象一直成为人们争论和评述的焦点。卡洛斯·贝克在其专著《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作家》将勃莱特比作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魔女喀尔刻(Circe), 爱德蒙·威尔逊则宣称她“是个极端伤风败俗的坏女人”。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菲利普·扬、约瑟夫·沃伦·比奇、莱斯利·菲德勒、约翰·奥尔德里奇、马克·斯毕尔卡等(Whitlow, P149)。受此影响,国内学界的一些海明威研究者像刘治良把海明威小说中的女人分为两类:“理想式或浪漫式的女人;不正经或有害的女人……勃莱特是非常有害的”(刘治良75)。李加伦认为勃莱特属于 “短发型的独立破坏型女人”(李加伦, P23-31) 于冬云则把勃莱特划归“魔女”系列,属于“不道德、诱惑男人、对男人的主体位置起破坏作用的女人”(于冬云, P74-80)。 6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魔女说”受到了许多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和质疑,她们不仅反对卡洛斯·贝克等人的观点,而且还运用丰富的材料、生动的说理把勃莱特论证为西方20年代的一位新女性。对于上述两种相左的观点,笔者均持保留态度。本文拟从勃莱特·阿施利身处的时代背景着手,通过分析她生活行为和思想情绪,说明她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既有颠覆者又有依附者的双重性格。换而言之,勃莱特·阿施利扮演着刀刃上舞者的文学形象。二脱胎于形式主义的新批评一贯反对把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与其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认为文学作品自有其内在的张力(有一定道理),但任何人(包括创作者)都不能脱离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所看到的、思考的、创作的或多或少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小说中的勃莱特·阿施利是以海明威旅途中所结识的一个32岁的英国贵妇人 (达夫·怀特斯)为原型的,是个历史人物 (Kert, P161)。因此对她的评价应该考察一番彼时的历史背景。 20世纪20年代,工业革命已经相当深入, 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和男子一样参加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批男子奔赴前线,留下大量的工作空缺很自然地被妇女顶替。如此一来,妇女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空前加强。经济地位的改善促进了政治地位的提高, 20至 30年代,西方出现了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当时仅巴黎一地就拥有80多个女权组织,有成员6万多(Martin, P68)。英国议会于1918年、美国国会于1920年分别通过法案,使英美妇女在经过漫长斗争之后,终于赢得了选举权。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妇女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随之也发生变化。当时一方面是强调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积极参政;另一方面,战后人们对政治的厌倦, 1920年美国实行禁酒令后人们对政府的反感,战后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分期付款”消费方式的推广等因素的影响,使许多年轻人滋长了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和自我放纵的思想。正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西方迎来了第一代抽烟喝酒、寻欢作乐、独立意识较强的妇女。勃莱特就是千千万万中的一员,她的身上充满着时代矛盾:既有追求个人幸福、独立意识较强的一面,也有放纵性爱、及时行乐的一面(Nagel, P92)。只有将勃莱特置于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合理地解释她的一些行为举止,摒弃一些武断而片面的看法。三勃莱特·阿施利是一位漂亮非凡的英国姑娘, 她“穿着一件针织紧身套衫和一条苏格兰粗呢裙子,头发朝后梳,像个男孩子。这种打扮是她开的头。她身材的曲线如同赛艇的外壳,羊毛套衫使她的整个体型毕露无遗”(海明威, P24)。和许多妇女一样,战前的勃莱特拥有宁静的生活和美好的追求。战争爆发后,勃莱特到意大利前线担任护士,同赴战场的未婚夫患痢疾死在前线, 而她侥幸活下来,但情人的死去使勃莱特的美好追求成了泡影。这个无法挽救的损失开始了她长久的情感创伤并最终导致其放浪形骸的品行。战后勃莱特嫁给了从男爵阿施利,但这段婚姻不仅未能愈合她过去的伤口,还带给她数不尽的梦魇:阿施利是个航海家,从海上回家,不肯睡在床上。总叫勃莱特睡在地板上。他最后变得实在叫人难以容忍了,老是对她说要杀死她。睡觉的时候总带着支实弹军用左轮手枪。等他睡着了,勃莱特常常把子弹取出。勃莱特一向过的可不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太不应该啦。她是多么想享受人生乐趣的啊。 (ibid, P222) 女性的柔情换回的只是男性暴力下的痛苦记忆。带着婚姻的不幸,勃莱特离开了伤心之地来到巴黎,在巴黎游荡的日子里碰到了意大利战场上偶然相识的杰克·巴恩斯。相同的情趣和多舛的命运使两人成为心灵相通的情侣,她爱着杰克,把他当成惟一理解自己的人。但他们的关系也仅仅限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性欲旺盛的勃莱特偏偏遇到了战场上负伤而导致性无能的杰克。他们彼此真心地爱着对方,遗憾的是杰克却不能给勃莱特一次完整的性,而一切完美的爱情离开了性爱都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这对钟情的男女因不能结合在一起而倍感孤独和苦闷。残酷的现实总使卑微的人生如此无奈和悲哀。逃避、堕落和放纵就成为反抗命运的最后选择。杰克如此,勃莱特如此,迈克尔如此,千千万万的失去了信仰的人如此。因为“这样对他有好处”(ibid, P92),勃莱特便与罗伯特·科恩去圣塞瓦斯蒂安过同居生活。但勃莱特根本就不把它当回事,她不欣赏科恩这种男人,更谈不上爱他。她追求的是一种热烈而阳刚的爱情。度完周末后,勃莱特便以科恩不够高贵为借口拒绝单独与他在一起。吸引着勃莱特是年仅19岁的斗牛士———佩德罗·罗梅罗,一个具有男子气概的小伙子。他的勇敢、机灵和阳刚之气使勃莱特神魂颠倒,难以自己,并为此失去了自我的尊严。一般来说, 传统的爱情总是男人采取主动,而女性被动地等待。但为了这段爱情,勃莱特完全偏离了女性的被动角色,恳求杰克帮自己安排一次与罗梅罗见面的机会,并如愿以偿。随后的几天,沐浴在爱河中的勃莱特变得容光焕发,精神百倍。可是当罗梅罗要求勃莱特把头发留起来,还其女性本来面目时,勃莱特对他的请求做出的反应是“那会是个什么怪模样啊”(ibid, P264)。勃莱特知道他们是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彼此都难以改变。同罗梅罗一起的日子,勃莱特虽有很大变化,但是再也不可能变成大战前的淑女。她不再是个传统、正常的女性了。尽管她发疯似地爱着罗梅罗,一种红颜祸水的道德负罪感最终使勃莱特离开了自己的心上人,因为“我不愿当一个糟蹋年轻人的坏女人”(ibid, P265)。至于同迈克·坎贝尔的订婚纯属形式,他俩的关系与其说是未婚夫妻倒不如说更像一对旨趣相似的哥们。事实上,勃莱特仅仅把迈克尔当作一个好伙伴,与他一起喝酒、抽烟、跳舞、旅行,但并不爱他。迈克尔在苏格兰时勃莱特从不给他写信,她承认从未把迈克放在心上,和他结婚那简直是场游戏。既然人生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