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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作者借助酷儿理论对二十世纪初三位英国作家作品中的同性恋现象进行了分析，阐释了非异性恋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探索了文本中文字背后所反应出的文化意义和不同群体间的关系，指出人的性倾向具有多元性，非异性恋者的身份是在角色变化和互动中创造出来的，人们要摆脱偏见，才能实现人类最终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一、引言随着全球多元文化的不断相互交流与影响，同性恋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同性恋文学承载着社会亚文化，具有独特的游离于传统文学的社会文化根源。同性恋文学虽然近年来才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加以重视，但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自二十世纪初起，英国的同性恋文学已成为英国文学的一块独特领地，在E.M.福斯特、D.H.劳伦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著名英国作家的经典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现。二、同性恋在二十世纪初三位英国作家作品中的表现英国著名作家E.M.福斯特通过半自传体小说《莫瑞斯》记叙了同性恋者莫瑞斯的恋情的曲折经历，小说主人公莫瑞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首先失去了他家的园丁———小男孩乔治，莫瑞斯感到非常痛苦，不过他努力使自己从这段阴影中走出来。当他在剑桥大学求学时，他与同学克莱夫保持着强烈的感情长达三年，之后克莱夫突然放弃了这段倍受社会歧视的感情，并采取了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做法———与安妮结婚。被克莱夫抛弃后，莫瑞斯身心疲惫、伤心绝望，他甚至试图从精神病医生那里寻求治疗同性恋的仙丹妙药，企图强迫自己改变性取向。这种精神崩溃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莫瑞斯结识克莱夫家的猎场看守者阿列克。阿列克唤醒了莫瑞斯渴望爱与被爱的内心，实现和满足了他对男性的欲求。他们彼此相爱，并通过努力将感情超越了阶级、社会关系和金钱，最终找到了共同的归宿：隐居丛林，永不分离。另一位英国同性恋文学的早期探索者D.H.劳伦斯以敏锐的眼光，别具特色地透过正常与非正常的两性关系，表现当代人的生存现状。由于D.H.劳伦斯在描写两性关系时，不仅展现了精神层面上的情感，而且将笔触伸向了探讨性爱描写的层面，因此他的长篇小说《虹》曾被英国当局列为禁书。《虹》以英国小说中史无前例的深度探索有关性的心理问题，通过家族历史的方式展开，描述三代人寻求建立自然和谐的性关系的可能性。小说中的第三代，即厄秀拉这一代，她对于性关系的体验，是对一种不同于父辈的新型关系的探索。小说的第十二章有关于厄秀拉与女教师英格之间互相爱慕的一段描写，这段同性的情感发生在厄秀拉与工程兵少尉斯克里本斯基相识接触之后。劳伦斯非常坦然地展现了女性同性之间的性吸引力，并认为同性的爱同样能够创造生命活力，他细腻生动地展现了同性性吸引所带来的强烈的力量：“当她们一块儿在教室时，彼此都感到对方的存在，几乎忘了周围的一切。每当厄秀拉在场时，威妮弗瑞德·英格教起书来格外带劲；而厄秀拉一见到英格小姐走进教室，也似乎获得了新生。”①D.H.劳伦斯之所以将厄秀拉的异性恋和同性恋交叉描写，是为了展现少女的多情，表现人的内心对性和感情的复杂性。 D.H.劳伦斯的另一部经典巨作《恋爱中的女人》在情节上是《虹》的续篇，这部小说展现了男督学鲁伯特·伯金与女教师厄秀拉、矿主杰拉尔德与女艺术家古娟两对夫妇间积极探索生命的意义、建立永恒和谐关系的历程。《恋爱中的女人》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情节是杰拉尔德与伯金之间的两情默契，小说中的这一同性关系的原型正是D.H.劳伦斯自身的经历。在创作《恋爱中的女人》期间，劳伦斯与农夫威廉·亨利·赫金保持过一段超越友谊的感情，他们在田野里漫步，在谷仓中长谈，就连劳伦斯在外出时，也不忘给赫金写信。直到劳伦斯的妻子的介入，这段恋情才得以告终。在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中，同性之间的感情比异性感情更加水乳交融。其成名作《达洛卫夫人》的情节仅仅描写这位议员夫人于1919年夏季在伦敦一天的活动：从清晨离家去为即将举行的宴会买花，直到子夜晚宴席散为止。尽管故事只有十二个小时，但是人物的思维跨越了三十多年，达洛卫夫人回忆了人生前后三十多年的生活。达洛卫夫人结婚以后由于丈夫公务繁忙，常被冷落独自在家，夜深人静时，她想起了少女时期与女伴萨利的一段同性恋情。达洛卫夫人并没有从婚姻生活中得到完美的两性关系，她认为“她对萨利的感情又纯洁又忠诚，不同于对男子的感情。毫无私心，而且，还有一种只能存在于女人之间，尤其是刚成年的女子之间的特性”。②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另一部小说《到灯塔去》获得法国1927—1928年费米娜奖。这部作品体现了女作家对于女性存在的历史及现状的独特反思。小说中的拉姆齐夫人与莉丽的感情颇值得关注，追求自己独特个性的独身女子莉丽被已为人妻、为人母的传统社会女性拉姆齐夫人的品格所吸引，并对其展开追求。在莉丽眼中，拉姆齐夫人不仅有着女神般美丽的外表，更有高贵的令人敬畏的气质。她们彼此欣赏爱慕，并用美妙的心灵的默契维系着二者的关系。 1922年，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贵族女作家维塔·萨克维尔—怀斯特相遇，并坠入情网。当维塔·萨克维尔—怀斯特离家出走时，伍尔夫而备感思念，为了表达思念之情，伍尔夫便以她为原型，创作了被称为“世界上最长，最动人的情书”的传奇小说《奥兰多》，献给维塔，并且在这本书的扉页上赫然写着：献给——— V·萨克维尔—怀斯特。奥兰多的故事始于十六世纪伊丽莎白时代，终于1928年伍尔夫搁笔的“现时”，奥兰多及其化身跨越了四百年。除了转化的时代，奥兰多的身份也在不断变化着，他先为男性，沉睡数日之后，变成女性，这种变化显示作者对男女性别的固定提出了挑战。弗吉尼亚在小说中写道：“尽管性别不同了，他和她还是（在一个身体上）融合了。在每一个人身上，性别总在两极间摇摆。”③ 虽然二十世纪初的同性恋文学经常处于边缘并遭排挤，但它确实在当时的英国作家作品中具有较多的表现，相关内容实际上是十分丰富和重要的。它帮助人们从另一个视角切入去审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发掘被禁锢的美，了解同性者遭受曲解和排挤的痛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形成和发展的酷儿理论对传统的同性恋文化进行了挑战，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同性恋现象在文学中的表现，并重新建构新的生活方式，为最终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做出重大贡献。三、酷儿理论探析 “酷儿”由英文（queer）音译而来，有“怪异的、行为古怪的”之意，长期以来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当中不无恶意。正是由于常态文化对同性恋的仇视心态，二十世纪初许多英国作家有关同性恋题材的作品遭到众多的非议，当时最受争议的作家当属D.H.劳伦斯，其作品饱含超越时代的现代意识，他自己也说他的作品是给五十年后的读者看的。美国学者威廉·B·特纳在《酷儿理论系谱学》中指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摇滚乐和妇女运动兴起，嬉皮士和反叛者形象凸显，同性恋组织出现，使得当时社会的脱轨和性的脱轨相联系；到了六十年代，性反叛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人们对同性恋的认识加深，逐步证实了当年D.H.劳伦斯的预言。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随着酷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酷儿”一词很快超越了仅仅对同性恋的关注，成为一种质疑和挑战性与性别的两分模式。李银河认为，酷儿理论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它来自历史、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酷儿理论独立于主流文化之外，“酷儿” 们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为自己找位置。正如E.M.福斯特笔下的莫瑞斯，他曾经彷徨于主流文化的边缘，为自己的“不正常”而自我憎恨，并试图摧毁原有的关于“性”和 “性别”的意识。直到最后他遇见阿列克，两人坠入情网，找到生命与爱情的真谛，莫瑞斯才重新认识人生，使性欲摆脱了性别身份的禁锢，他们自我流放到主流社会以外的自然，隐居于一片原始的绿林之中，从此开心地生活着。性和性别观念，其基础在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传统观念认为，性欲的表达是由社会性别身份决定的，而社会性别身份又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朱迪斯·巴特勒提出的“性别表演理论”则认为，人们的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身份，而是像演员一样，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这一表演就是“社会性别”关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表演。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巴特勒认为，性别是表演出来的，与性吻合的性别是循规蹈矩的表演，错位于性的性别（以及和欲望相关的性相）是离经叛道（或者说是更有创意）的表演，然而，都只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