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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作为目前最成熟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已经成为当代女性主义理念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试图通过大众文化中黑人女性的自我形象批评进一步分析其对黑人文学批评的发展的推动和延展,以及对第三世界女性文学批评的启示意义。从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历史和文献来看，对黑人女性形象进行挖掘和分析在当代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中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从早期对主流文学中“他者化”的黑人女性形象进行剖析，到后来对黑人女性文学中呈现的黑人女性形象的分析，再到对大众文化中黑人女性表征意义的揭示，都成为黑人女性形象批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对黑人妇女形象进行系统清算和挖掘的基础上，分析了主流话语的表征系统所建构的种种支配性形象及其合法化、制度化压迫的意识形态意义，从而为建立黑人女性自己有效的表征体系，使黑人女性成为自我表述的主体奠定了基础。早在19 世纪30、40 年代，早期美国黑人女性活动家们就指出，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共同压迫，是黑人妇女贫穷的根源。奴隶制度又使得黑人妇女被剥夺了识字读书的权利，一直处于“无言”的状态。她们的“无法言说”，使得她们不断地被主流话语客体化和他者化，成为对象性的“客体”，失去了“自我定义”的能力，无法表述自己的真实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我定义与自我表述对于黑人女性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美国主流话语制造的种种黑人女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创造、维持并强化了黑人女性这种无法言说的状态。“政治、经济上的压迫与活动，对黑人女性思想的压迫与知识分子在面临压迫时的行动之间的张力，构成了黑人女性思想的政治。” [1]除了政治、经济上这些显而易见的压迫外，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压迫，对黑人女性的“自我定义”构成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压迫。在意识形态上，控制话语权的主流话语通过书籍、媒体、电影、广告等一系列表征系统制造了种种扭曲、变形、单一刻板的黑人女性原型模式，通过这些被歪曲的单一刻板的他者形象，将黑人女性变为从属性的“客体”。电影在表征系统中有着独特的位置，因此，在探讨黑人女性形象方面，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不仅以大量文学文本的实例证明了主流社会强加给黑人妇女的负面形象如何使种族、性别与阶级的连锁压迫得以合法化，更将批判的触角指向了大众文化这一社会文本，尤其是大众影视这一最为广泛建构黑人女性形象的领域之一，并揭示了种种“定型”的黑人女性形象这一文化表征的意识形态意义。对于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来说，大众影视是一个有利的论争阵地。在揭示大众文化对黑人女性形象的表征方面，最有代表性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有贝尔·胡克斯、乔伊·詹姆士、米歇尔·华莱士和杰奎琳·波博等等，她们在大众文化研究方面，尤其是影视这一大多数黑人学者一直保持缄默的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就。贝尔·胡克斯是当代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中最有影响的电影和文化批评家之一。她的《黑人外表:种族与表征》、《违反文化: 抵抗地再表述》等著作从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入手，呼吁黑人与白人必须对大众传媒，尤其是影视中的黑人性与黑人形象进行批判的思考。胡克斯认为，电影在表征系统中有着独特的位置，因此必须对当代电影中所建构的黑人女性形象进行批判地审视。她通过分析美国电影史上最有影响的经典电影文本，指出在审视当代黑人与黑人性的表征时，要意识到表征背后的文化权力与制度、规范化的作用。乔伊·詹姆士则集中揭示了大众文化中，主流话语将黑人女性身体作为人男性帝国凝视和性凝视对象的现实。她通过区分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不同的再现形式，揭示了表征后面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双重话语。詹姆士认为，在电影、音乐和大众文化中，黑人女性被建构为白人男性种族和性别凝视的客体，并成为道德上崇高的对立面。与白人女性的贞洁、单纯、天真、脆弱这些典型的女性气质不一样，黑人女性形象往往被作为其“差异”的对立面来建构。正如法侬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所体现的，权力既是外在的，同时也是对一种外在权力的内化。体现在影视文化中，电影观众的种族、阶级和性别关系影响着主体性。观众与电影中建构的话语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电影中建构的他者形象，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黑人女性文化批评家贝尔·胡克斯在她的《黑色外表: 种族与表征》中就分析了在观看电影中，“凝视”这一现象的意识形态意义，并呼吁以一种批判的、质疑的目光，去抵抗当观众与电影话语完全认同时那种分裂的时刻。她认为:“凝视在我生活中一直是政治性的”，“‘看’中隐含着一种权力关系， ……权力作为支配力量重新生产自我，在不同的定位采取相似策略和控制机制”。贝尔·胡克斯还通过考察当代电影中的黑人女性表征，分析了内化的种族主义如何对黑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并将白人优越论加以再制度化。事实上，这种内化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话语同时对黑人女性美的标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一直是黑人文学与大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作为一种跨越学科界线的“越界”的文化实践，黑人女性的大众文化批评不仅剖析了控制性话语的表征系统生产霸权话语的过程，而且揭示了这种知识生产对黑人女性自我定义的心理影响。在批判的基础上，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们指出了自我定义的重要意义与途径，从而为建构自己的表征体系，颠覆既有的表征体系，从而进行符合自己经历的有效表述奠定了基础。在揭示支配性形象对黑人女性的自我定义产生的文化影响之后，黑人女性意识到只有建立自己有效的表征方式，才能进行自我定义，成为表述自己的主体，进行黑人女性自己的文化诉求，这才是形象批评的真正意义所在。一直以来，主流话语控制了学校、教育机制及其它社会文化机构，这些机构都建立了处于话语优势群体的意识形态，文化强势使处于弱势的群体无法使自己的观点被大家所知。因此，即使压迫群体的经历和地位使她们对待事物有着与主流话语完全不同的看法，然而由于缺乏对维护意识形态霸权地位的社会机构的控制，使得她们难于或无法表述其自我定义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黑人女性如何将个人的、压制的，却有潜力表达自己意识转化为集体的、发音的、自我定义的立场对黑人女性的生存十分关键。因此，找到一种表述自我定义的声音对于黑人来说如此重要并不奇怪:“黑人女性的生活是一系列不断地协商过程。这些协商旨在缓解将黑人女性内心的自我定义和作为客体化的‘他者’的分裂的矛盾。黑人女性的两重生活(一个为他人而活，一个为自己而活)、两重自我形成了独特的张力，将真实自我的定义从所有黑人女性置身其中的受到被贬低、被毁损的遭遇中脱离开来。” [2]事实上，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定义自我、进行自我表述的尝试由来己久。索杰纳·特鲁斯的宣言:“难道我不是一个女性吗?”至今仍在黑人女性斗争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托尼·凯德则抛弃了主流话语所强加的定义，反对将黑人女性自己置身于白人女性主义对女性所定义的框架之内，开启了黑人女性定义自己的先河。黑人女性主义的形象批评在总结、清算主流话语所建构的黑人女性定型模式的基础上，剖析和揭示了控制性话语的表征系统生产和复制霸权话语的过程，使人们看到了黑人女性如何在主流话语表征系统的镜像中变形和扭曲。基于这样的分析，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指出了自我定义与自我表述的重要意义与途径，从而为黑人女性建构自己的表征体系，进行有效的自我表述奠定了基础。这不仅对黑人女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第三世界女性如何在双重边缘的处境下建构自己的表征方式，进行自我定义，从而在与主流话语的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参考文献： [1] PatriciaHill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P5 Boston: Unwin Hyman, 1990. [2] PatriciaHill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P94 Boston:Unwin Hyman,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