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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当代印第安作家N·斯科特·莫马迪小说《黎明的房子》，出版后在文坛及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本文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从小说文本中援引充分的例证，证明印第安人身份危机、身份认同困难和生存困境的真实存在，而生存现状与小说人物的认知、读者认知之间的惊人反差生成了巨大的艺术张力和震撼力，使小说获得了很高的文学价值，从而成为传世经典。 20 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美国“印第安复兴”及“红种人权利”运动的蓬勃兴起，一批印第安作家开始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成为该运动的呐喊者与代言人。这些作家中以Ｎ·斯科特·莫马迪声名最为显赫。他的小说《黎明的房子》于1969 年荣膺普利策小说奖，莫马迪成为获得该项殊荣的第一位印第安作家。本文拟从后殖民的视角对这部小说进行阐释。《黎明的房子》讲述了印第安青年艾贝尔的人生悲剧。即便只对小说进行粗略的阅读，也不难看出，艾贝尔的人生悲剧和生存困境与其文化身份认同困难密切相关。文化身份是指某个族群或个体，与某一特定文化或种族群体的认同感或归属感。人们在文化身份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会将某个特定族群的信念、价值观、行为规范及思维方式内化为个体的自我概念。在后殖民批评家眼中，身份并非是僵化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萨义德认为“人类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巴巴也认为 “身份是一种主体间的、演现性的行动，它拒绝公众与私人、心理和社会的分界。它并非是给予意识的一种‘自我’，而是自我通过象征性他者之领域———语言、社会制度、无意识———‘进入意识’的”。小说《黎明的房子》对身陷文化身份转换动荡而痛苦过程中的艾贝尔的身份危机和身份认同困难，有极为充分的展示和显现。在应征入伍远赴海外战场之前，应该说艾贝尔并未受到身份危机的困扰。他在童年时代就曾主动要求跟随“观鹰会”猎手进入深山，以野兔为诱饵徒手擒住巨大凶猛、危险异常的鹫鹰。青年时代的艾贝尔，在部落传统的黎明长跑中一路领先，无人匹敌。在狩猎活动中，即使在晨曦初露、视线模糊的黎明，他也能使猎物一枪毙命。从小置身其中的印第安文化，使他在居留地的生活劳作中显得处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然而，一经与白人主流文化接触与融合，艾贝尔身份认同的困难便凸显出来。小说第一章有艾贝尔对海外战场经历的一段回忆。在紧要关头，他未能与自己置身战场的军人身份认同。相反，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本能地认同其印第安部落成员身份，潜意识的行为或许能更好地说明艾贝尔的身份认同取向。及至艾贝尔退役返乡后，同样陷入了身份认同艰难的困境。文中艾贝尔身份认同困难具有多重含义。艾贝尔身份认同错位的另一例证，是他在法庭受审及在狱中羁押时，对自己身份认识所出现的偏差。他在法庭受审时对自己受审犯人的身份缺乏认识，对法官、公诉人及控辩双方律师及证人在场的目的和功能不甚了了。他对法庭上其他人会对自己做些什么仅依稀有所认识，而对其他人相互之间喋喋不休地争论不止到底意欲何为全然不知。艾贝尔对自己受审犯人身份缺乏认识，证明他对法律知识及司法程序浑然不知，审判量刑及随后的入狱监禁丝毫没有起到惩戒犯罪的作用。读者阅读至此，不免为艾贝尔的前途深感忧虑：以他对法律及司法程序的认知水平，怎么能保证他刑满释放、重返社会后不重蹈覆辙使自己陷入绝境？甚至可以说，艾贝尔的悲剧性命运在此已经注定。艾贝尔在与女性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的身份认同错位。白人少妇安吉娜出于猎奇的目的勾引艾贝尔，艾贝尔对安吉娜所说的她如何爱他，要竭尽全力帮助他的甜言蜜语深信不疑，认为她失信爽约仅仅是因为自己后来遇到麻烦身陷囹圄所致，对自己性玩物的身份毫无觉察。艾贝尔失业后在商场偶遇安吉娜才幡然醒悟，从此便再也不寻找工作，整日借酒浇愁，不久就发生了离家出走、几乎被殴打致死的惨剧。上述分析表明，《黎明的房子》的主人公艾贝尔身上显现的严重的身份危机与身份认同错位，使得他不能恰当地扮演各种社会角色，不能履行自己作为社会成员应该履行的义务。相应地，他也失去了作为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当然，他的生存也因此面临严重的困境。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艾贝尔如此严重的身份危机和身份认同错位？用后殖民的视角观照小说文本，艾贝尔的身份危机和严重身份认同错位，与殖民文化和后殖民文化对印第安民族的深远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从欧洲人涉足美洲大陆以来，就给美洲大陆的主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在与欧洲人接触的几个世纪内，北美印第安人的人口锐减至原人口总数的15%。不难想象，这样大幅度的人口锐减伴随着何等残忍的武力征服、血腥屠杀及令人恐慌、窒息的饥荒和瘟疫。血腥恐怖的情景通过口头传说，以历史记忆的方式深深地烙在了并未身临其境的后殖民时代的印第人的脑海，使他们萌生出极度的恐惧心理。小说主人公艾贝尔的恐惧心理还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强化。女巫近乎癫狂的怒吼咆哮，吓得他丢下牧放的羊群逃之夭夭。山风穿过山崖洞穴的呜咽悲鸣让他噤若寒蝉。海外战场肢体横飞、血流成河的经历，更将艾贝尔的恐惧心理强化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对于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统治者而言，印第安人的恐惧心理正是他们希望获得的效果。恐惧心理对消磨印第安人的意志、泯灭他们的反抗心理，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无疑大有裨益。然而极度恐惧的心理，无疑在印第安人的人生道路上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上述恐怖情景不断在艾贝尔的脑海萦绕，使他时时处处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中。受恐惧心理的驱使，艾贝尔在敌人的坦克从身边碾过时，竟突然跃起将自己毫无遮蔽地暴露在机枪子弹的扫射之下。同样受恐惧心理的驱使，艾贝尔将游戏中的竞争对手视作性命相搏的敌人，从而残忍地将其捅死。由于极度的恐惧，他还酒醉醺醺地去找马丁内兹寻仇，结果被打得全身多处骨折，几乎送命。极度的恐惧心理使艾贝尔异常敏感，一遇刺激便做出过激的反应，既危及社会和他人的安全，也使自己陷入困境。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统治者非常清楚，要真正巩固自己的统治，仅仅依靠武力征服和暴力镇压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借助意识形态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政治和精神控制，不断摧毁其本土的文化意识体系和生产关系。他们不仅用自己虚构的“劣等种族”的形象，居高临下地观察印第安人，他们还利用印第安人军事上的屈辱失败和经济上的穷困窘迫，来证明自己虚构的印第安人形象的合理性。更有甚者，他们将这种虚构扭曲的形象强加给印第安人，使被殖民者灵魂深处产生一种无法排解的自卑情结和劣等民族的痛苦。这种政治和精神控制，早在殖民时代便已经肇始滥觞，但全面彻底的控制应始于后殖民时期。殖民主义者的野蛮屠戮，原本就是将印安人视作准人类的结果。美国建国后一百多年都拒绝赋予印第安人公民权，以及像驱赶牲畜似的将印第安人圈进居留地等事实，无疑在印第安人的心灵烙上了永世难忘的痛苦与屈辱。殖民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用这种“心灵置换术”完成了对印第安人的文化殖民。印第安人成了法农所说的“没有文化地位、没有心性陶冶、没有自主意识和民族自尊的‘原始野人’”。印第安人无意中对自己的种族肤色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憎恶，但他同时又难以割舍自己的民族情结。后殖民时代的印第安人，陷入了对自己民族既爱恋又憎恨的矛盾心理难以自拔。这样的心理状态使他们精神上备受折磨，痛苦万分。他们在困惑痛苦之中，极其自然地求助于酒精和土产麻醉品佩奥特掌，以获得暂时的解脱。当然，这样的解脱办法产生的后果不言而喻，伴随而来的是对酒精和麻醉品的依赖，神经的麻木，乃至动作反应的迟钝。更糟糕的是，酗酒还往往使他们直接陷入麻烦。艾贝尔杀人入狱、失去工作及被殴打身受重伤都与酗酒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印第安人在痛苦迷茫中的另一依恃对象是他们的本能。印第安人的“自然与人一体共存”的理念，为他们对自己本能的绝对信赖提供了思想基础。人既然与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协调一致、一体共存，他们理所当然地与它们共同享有准确无误的本能。在丛林生活劳作中，艾贝尔凭借本能采取行动确实每每奏效，屡试不爽。然而一旦与白人文化接触，艾贝尔的本能却失灵了。他凭借本能采取行动要么使自己或他人陷入危险，要么使自己陷入巨大的麻烦。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艾贝尔不能与世推移，仍用本能应对诸如人类动机、人际关系、社会机构的运行机制等错综复杂的事物，难怪他的反应会桀谬迭出。造成艾贝尔身份危机和身份认同困难的又一重要因素，是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印第安人话语权的丧失。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领导权以“统治”和“认同”两种权利方式构成。“统治”以强硬的武力压服的方式出现，“认同”则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统治者深知，让被殖民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