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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自己的意识形态，对于巩固殖民统治具有极端重要性，因为意识形态的职能便是使统治权力合法化。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的世界观，并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使人们接受、形成这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甚至在文化观和价值论上达到整合，统一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殖民统治者以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形式，通过社会舆论和表面的意见一致，逐步完成了对印第安人这样的“他者”的合法性控制。在中心话语权力确立之后，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乃至日常行为准则，都被斥作异端从而被边缘化。面对强势的中心权力话语，印第安人既对其知之甚少，更无力与之抗衡，甚至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由于自己既是被监视者又是监视者的特殊身份，不能也无力对其稍有微词。因此，印第安人成了一群沉默寡言的失语者。罹患失语症的艾贝尔失去了与人沟通的能力。他与自己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多年的战友之间几乎没有情感和思想的沟通、交流。博克尔对他的心理和精神状况浑然不知，却依据自己在战场上的片面观察，对艾贝尔做出“精神正常，蓄谋杀人”的指证。艾贝尔退役回乡与爷爷没有任何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精神上孤独疏离的流浪者，这样的精神状态无疑是他后来杀人入狱的重要促动因素。艾贝尔罹患失语症最典型的例证，大约要首推他在法庭受审时的表现。他对法庭讲述完自己杀死白化病人的经过后就拒绝开口说话。其他人在法庭上喋喋不休地就案情展开激烈辩论时，他对别人说话的动机、他们的话语会产生的后果感到大惑不解。显而易见，艾贝尔与法庭上的人无法进行对话交流。他对他们的话语知之甚少，而他们对他杀人的动机乃至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也一无所知。艾贝尔无法与别人沟通，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或与他们就案情和刑罚争辩商讨。交流话语与交流渠道受到严重阻碍后，艾贝尔并未刻意寻求通过文化适应，来获得与白人文化对话的话语和交流渠道。因为印第安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宗教信仰乃至自己的思维模式有着执着的信念，他们原本就对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交流话语不畅及交流渠道受阻后，他们极其自然地逃离白人文化转而向印第安文化回归。从本质上说，这种逃离和回归，是印第安人反抗白人文化的一种形式。类似的反抗在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接触史上屡见不鲜，在《黎明的房子》中也不乏例证。艾贝尔的爷爷弗朗西斯科本已皈依天主教作了教堂执事，尽管教堂神父将他视如己出，他还是义无返顾地叛离天主教重新信奉印第安人的宗教。居留地其他印第安人也常常在家人去世后，首先用印第安方式举行葬礼，然后才请神父主持天主教葬礼仪式。居留地频繁举行的各种带有浓厚印第安宗教色彩的节日庆典，可以视作他们逃离白人宗教并竭力保留传承自己宗教文化习俗的表证。艾贝尔退役返乡十多天后第一次脱掉军装参加印第安宗教节日庆典动作迟缓，举止拘谨，可见他并非义无反顾地抛弃白人文化向印第安宗教文化回归。艾贝尔的反抗，常常表现为有意无意地，用印第安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应对事件。他在战场上的反应，与他潜意识里印第安人对待恐怖恶魔的反应不无联系，杀死白化病患者也可以视作他潜意识里在沿袭印第安人将杀死白人，作为印第安人成年仪式的传统。艾贝尔挤在两种既相互融合，又激烈碰撞的文化夹缝中，失去了对两种文化沟通对话的能力和渠道，同时又对两种文化都抱有难以割舍、欲罢不能的情怀。他在两种文化中尴尬的处境使他备感孤独困惑。小说中数次在艾贝尔脑海中出现的搁浅在海滩的银腹鱼意象，及他对大海的畏惧和惶惑，便是这种孤独困惑心境的反映。失去与两种文化沟通交流话语和能力的艾贝尔，陷入极度混沌迷茫、惶惑痛苦的精神状态。与此同时，他又不可避免地会与白人文化发生接触与碰撞，一方面出于印第安民族的传统习惯，另一方面迫于无奈，便用行动作为对话交流的手段。可想而知，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尤其在现代都市生活中，这种时时处处以行动回应他人言行的交流方式，无论对他人、对社会还是对自己都非常危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艾贝尔严重的生存危机。此外，艾贝尔严重的身份危机、身份认同困难与引第安人强烈的群体意识密切相关。受生活环境的限制，印第安人必须依赖群体才能生存，他们极其自然地形成了“人的身份来自部落群体”的观念。脱离部落群体的人也就自然失去了自我。自从艾贝尔离开印第安部落应征入伍之日起，他便迷失了自我。从海外战场回归故乡后，艾贝尔没有完成灵魂与肉体的真正回归。他混迹于白人群体多年，内心深处难免萌生不屑于认同印第安人“劣等公民”身份的思想倾向，加之白人生活方式对他的吸引和诱惑，艾贝尔难以完成心灵回归不难理解。在他与部落其他成员，甚至与爷爷之间总是横着一层隔膜，他很难真正融入部落生活。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孤独彷徨的流浪者，这无疑是导致他最终杀人入狱的重要原因。在上述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艾贝尔的身份危机和身份认同错位乃至他的悲剧性命运便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小说中，无论艾贝尔怎样痛苦挣扎，都无法逃避向着毁灭的深渊急速坠落的命运。莫马迪在《黎明的房子》这部小说中，除了生动逼真地展示当代美国印第安人所面临的严重身份危机、身份认同困难、生存困境及追溯其促动因素外，还通过凸显当代美国印第安人困惑彷徨、痛苦绝望的心路历程及穷困悲苦的生存状况与小说主人公的认知之间、与读者认知之间的惊人反差，赋予小说巨大的艺术张力和艺术震撼力。小说的文学性就生成于这些反差产生的张力和震撼力。关于这部小说文学性的生成机制，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不拟作详尽探讨。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从而成为传世经典。参考文献： [1] 特里·伊格尔顿，文宝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 [2] Momaday,N. Scott. House Made of Dawn,New York: Harper & Row,Publishers,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