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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不同的,由此而虚构出来的历险故事在情节描述上也有不同的特点。《镜花缘》的主人公唐敖五十多岁考中探花又被革去,受了打击,气恼之余,看破红尘,遂生寻仙修道之念;又有神仙托梦,要他“遍历海外,或在名山,或在异域”,将不幸飘零外洋的十二名花“力加培植,俾归福地”。可见他搭妻弟林之洋的商船出海游历,其目的有二:一是摆脱烦恼,修道归隐,二是完成神仙使命,救助十二名花。李汝珍正是按照这一设计来安排唐敖的海外历险故事的情节的。所以,我们感觉到了唐敖海外游历的整个过程都弥漫着虚无飘渺的仙气。他一到海外东口山便有吃肉芝、食仙草的奇遇,时时事事与仙有缘。而后,一次又一次的奇遇和历险,又与十二位少女有关。当他悟出自己救助的十二位少女正是神仙托寻的十二名花之后,使命完成,便遁入小蓬莱修道成仙。接下去虽有唐敖之女唐小山(唐闺臣)镜花岭寻父的故事,却只是唐敖海外游历的余韵了。应该说,唐敖海外历险的故事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完全按照作者预设的目的安排的。《格列佛游记》的情形有所不同。该小说的主人公格列佛是位医生,他航海旅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优厚的聘金,同时也是为了“到外国去观光”。但他的历险故事似乎与这些目的并不相干。他的每一次历险似乎都是事与愿违,都是由于意外的身不由己的原因: 第一次是一场大风暴中船身触礁,作为唯一幸存者漂流到小人国;第二次是因去一个大岛的港湾(当时并不知道那里是大人国)取淡水而被遗落在那里;第三次是遭遇贼船后被用小独木船放逐大海而进入飞岛国;第四次则因商船上几个当过海盗的新水手图谋不轨,被扔在一个不知名的荒岛(马岛)上。由此, 格列佛医生所游历的四个海外岛国,都是意外的历险,是始料不及的,因而在故事情节上更多一些惊险性,更扣人心弦。作为历险故事,其特点自然是在“历险”二字上。虽是海外游历,也有各种奇闻异事,但没有遭受磨难,没有险情的亲历,这就很难称作真正的历险故事,这是《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在故事情节上的主要区别之一。《镜花缘》中唐敖的海外游历的全过程,主要是由各种奇闻异事组成的。唐敖像是一个旅游观光客,所到之处,走马观花,各种奇人异物联翩而至,却极少与之直面相交。虽然也有几次遇险,但往往是有惊无险,冥冥之中似有神助。如麟凤山上唐敖等人遭恶兽追逼,便有神枪手魏紫樱出来解围 (第二十一回),厌火国人口喷烈火烧唐敖等人,也有元股国的人鱼及时喷水浇灭(第二十六回),而在遍游海外诸国之后那场乌骓马也赶不上的、翻江搅海的大风暴竟也没有给唐敖带来灾难,相反把他带到 “海外南极之地”、“水秀山清,无穷美景”的小蓬莱(第三十九回)。由此可见,《镜花缘》的海外游历故事, 历险的特点并不明显,称作“奇遇”也许更恰当。《格列佛游记》则不同。格列佛医生四次游历海外岛国, 每一次都是以海难开始,进入岛国之后,又历尽艰辛,险象环生,多次危及生命,以至于返回现实社会后仍心有余悸。他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的身份进入岛国的,不论是小人国还是大人国,不论是飞岛国还是马国,他都被当作“怪物”来对待,从而使他陷入险境。同时,格列佛不像唐敖(身边有熟悉海外岛国的妻舅林之洋和见多识广的老船员多九公等相伴),他只身一人,孤立无援,全靠他的足智多谋、善于应变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这才绝处逢生,化险为夷。置身险境,孤独无助,往往是历险故事的情境模式,《格列佛游记》具有这种典型的情境模式。当格列佛在小人国土地上苏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的头发、胳膊、腿都被紧紧缚在地上,稍一挣扎便有一阵箭雨侍候;总算被安顿到一个能容纳他全身的古庙里,左腿上却被系上91条链子,不得自由行走。当地人不通任何欧洲语言。这是格列佛初到小人国时的情景,而他离开大人国时的孤独无助的生存状态则更令人难忘。他躺在吊床上,吊床悬在箱子里,而箱子被大人国的鹰叼着以极快的速度向空中飞去,终于一声巨响,眼前一片黑暗,原来箱子掉进了大海。尽管箱子接嵌严实漏不进水,但他差点闷死。在《格列佛游记》中,此类情节描写不胜枚举。正是这样的情节描写, 让主人公的恐惧和读者的担忧相互撞击,引起共鸣:一方面是主人公“血凉似冰”,脑子一片空白,而读者 (尤其是儿童读者)则会目瞪口呆,大喘粗气,与主人公一道承受一番血肉与灵魂的煎熬。作为历险故事,《格列佛游记》要比《镜花缘》更地道,更具艺术魅力! 三、游戏精神: 《镜花缘》的漫画式和《格列佛游记》的游戏式无论是幻想世界还是历险故事,就其审美本质而言,贯穿其中的是一种游戏精神。从创作者的角度看,我们不妨把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当作作者的化身和代言人。两位作者的游戏精神正是通过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海外游历及其耳闻目见的奇人异事表现出来的。大致上可以把这些历险故事和奇闻异事分为两种性质的游戏形式:一种是现实中受压抑的情感得以宣泄;另一种是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得以满足。先说前一种。《镜花缘》中许多海外岛国的奇风异俗都是现实社会丑恶现象的象征。无肠国的富人循环反复地将粪便当食物让仆婢吃;白民国的人虚有其表,教书先生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还有生性吝啬、一毛不拔的毛民国人,表面和善、本质凶残的两面国人,酷好奉承的翼民国人,善于撒谎的豕喙国人等,可说是现实社会“群丑”的漫画集萃,把这些见不得人的丑恶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格列佛游记》里,许多影射和讽刺英国社会现实的情节到了幻想世界里,一切都变得滑稽可笑。如小人国中高跟党和低跟党之争(影射当时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政治斗争),两党的区别仅在于鞋跟的高低。又如小人国之间的战争———利立浦特(影射英国)和不来夫斯古(影射法国)之间的战争起因是吃鸡蛋先打破大端还是先打破小端而引起的,大端派和小端派之间就为了这样一个无聊透顶的问题,长期纷争不休:历史上引起过六次叛乱,一个皇帝送了命,还有一个皇帝失去了王位,两国间已苦战36个月,双方互有胜负,利立浦特损失40艘主力战舰和数目更多的小艇,3万精锐水兵和陆军, 而不来夫斯古的损失更大。看,血腥的两国交战到了斯威夫特的小说里,竟成了一场能让儿童津津乐道的战争游戏! 再说“满足愿望”的游戏形态。当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无法满足愿望时,便求助于幻想。这对现实来说,也许是一种逃避。但对幻想来说,“逃避”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所谓逃避,乃指逃脱制约,挣脱束缚, 获得解放———一种精神上的解放。中国古代文人当无力与黑暗现实抗争时,往往想到归隐山林和云游四海。这也是唐敖心中的终极愿望。君子国有“好让不争”的民风,“耕者让畔,行者让路”,“举止言谈, 恭而有礼”,卖货人总好自责“妄讨大价”,买货人则担心自己占了便宜。君子国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化的道德社会,是对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现实社会的一种颠倒。发生在女皇当权的女儿国的故事也是对现实社会的颠倒,简直是恶作剧的游戏。在那里,“男人反穿衣裙,作为妇女,以治内事,女人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林之洋到女儿国的当天下午便被选作“王妃”,代表男人们去体会了一回穿耳缠足的滋味。穿孔戴耳环时已将他“痛杀”,及至缠足,被人“将脚面用力曲作弯了一般”,用白绫密密缝好,更 “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略作反抗,就被打得皮开肉绽。“今日也缠,明日也缠,并用药水熏洗,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作两段,十指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弄得他“屡次要寻自尽,无奈众人日夜提防,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一幅活生生的穿耳缠足图景! 《格列佛游记》的理想化色彩也是通过对“理想国度”的描写来体现的。大人国和马国都象征着作者心中的理想社会。大人国国王博学多识、性情善良,他用理智和常识、公理和仁慈来治国。结果,大人国里纪律严明,社会安定,人民康乐。马国的统治者是有理性的、公正而诚实的马,而供马驱使的具有人类特点的“耶胡”却是一群丑陋龌龊、贪婪淫荡、残酷好斗的畜类。这种人、畜颠倒的荒诞描写具有鲜明的游戏性。四、夸张艺术: 《格列佛游记》的重形式和《镜花缘》的重感觉此处着重夸张艺术手法的对比。《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两部长篇小说的童话价值也体现在各具特色的夸张艺术手法上,尤其是对人物形象的夸张。两部作品都故意把人物形象的某些特点强调和夸张到异乎寻常的极端,使他们显得特别怪诞不经。但《格列佛游记》中的大人国和小人国给人留下极为有趣而深刻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整体的、细致的、并带有一定精确性的夸张描写,把幻想世界现实化了, 给人以逼真感。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怪诞效果。相比之下,《镜花缘》中的大人国和小人国(靖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