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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里根－撒契尔－布什当政时代，英美社会全面向右转，给左派和社会改革运动增加很多困难。以女性主义为例，男权思想有很多反弹，社会的许多方面在倒退。美国的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乘机反扑，抵销女性主义业已取得的成果，而且确实频频得手。对女性的歧视、排挤以新的形式出现，有时甚至比旧势力所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以往很少介入政治的宗教近年来一改惯常做法，以政治组织的形式（如美国极端保守的“道德大多数”和反对堕胎的“生命第一”）参与大选，影响极大，有些人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恐怖手段（如暗杀实施堕胎的医生，爆炸其诊所）。此外，八十年代西方社会争取妇女权益的大规模运动已经罕见，女性主义也因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动员手段。在思想界，反女权主义有时竟然也成了“唯一正确的态度”。鉴于此，有些女性主义活动家感到气馁，甚至提出恢复女性的传统角色，回到家庭。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也觉得无法进一步推进女性主义，而暂时搁置起理论写起回忆录来，如佳丁近十年主要在写传记，克里斯蒂娃则写了三部小说。或许基于同样的理由，其他一些理论家在写了数十年沉重的理论著述后，也纷纷“另起炉灶”：德里达刚刚完成一部小说，赛义德也写了部回忆录。这似乎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批评理论似乎正回到“超脱无为”的境地。世纪末美国批评理论受到的最大挫折，在我看来还是来自于批评理论自身。有学者已经对批评理论本身的缺陷作出过论述：后现代理论的学院化倾向越来越重，语言越来越晦涩抽象，和大学教育脱节，很难吸引学生。而且现代理论范围无限扩大，使教师学生无所适从，教学计划难以制定。后现代理论多出自英文系，但却和英语语言文学越来越没有关联，英文系的传统教学内容反而成了批评理论的怀疑对象。这一切不仅使遵循人文传统的人士不知所措，甚至某些新潮理论权威也有追悔莫及之感。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元老赛义德近来撰文，指责当代批评理论的泛文化趋势，痛感当今人文传统消失，人文精神淡薄，人文责任丧失，称之为“人文的堕落”。同时他疾呼，去除浮燥情绪，回复旧日的细读传统，培养基本功扎实的“文学家”。这里后殖民主义者萨伊德已经消失，出现的是理论生涯初期（即六十年代中期写作处女作《约瑟夫•康拉德及自传的虚构性》）的赛义德。这几乎是批评理论的倒退，因为七十年代美国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家欧曼（Richard Omann）便从英语教学入手进入文化研究，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也随后跟进，文化研究很快形成气候并达到高潮。可是今天却要从文化再返回到文本。费希（Stanley批评理论的最大解构者，或许就是当今美国批评理论界的权威斯坦利 Fish）。费希是我们熟悉的理论家。他早期的研究方向是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早期著作“Surprised by Sin” 曼称为“极少数真正懂得批评理论的人之一”。八十年代末费希在《顺其自然》（Doing(1967)被认为“永远地改变了弥尔顿研究的方向”，获得美国弥尔顿研究会颁发的成就奖。七十年代起他涉足文艺批评理论，其情感文体学、阐释集体说使他成为当时美国主要的批评理论家，被解构主义批评家德 What Comes Naturally）一书里对形式主义做了迄今最为深刻的剖析，但也就在这里他指出：形式主义其实已经成为当今人们思维的一个普遍样式。这个结论既深刻又无可奈何，表露出后结构主义者的一种“大彻大悟”，和英美新批评家韦勒克十分默契，后者在八十年代曾不无自豪地宣称：“未来的时代将重新回到新批评所开创并反复申明的许多真理”。霍普金斯大学英语系主任，此后在杜克大学任“文理英语教授”、法学教授、杜克大学出版社社长，副教务长，现执教于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1994年费希出版《没有言论自由这么回事，而且这是一件好事》（There八十年代起费希转向法学理论研究，是当今美国重要的法学理论家。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费希任约翰斯 Is No Such Things As Free Speech, and It抯 A Good Thing, Too），1995年出版《专业正确》（Professional Correctness）。在这两本书里，他阐述了自己对批评理论的看法。这种看法集中体现在2000年7月21日他在康奈尔大学为“批评理论学院”所做的题为“理论最少论”(“Theory Minimalism”)的讲演里，其实说明的就是“理论无用论”。费希所谓的“理论”指脱离具体历史境况、被高度抽象化、并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如“自由”，“平等”，“博爱”，“宽容”，“中立”，“多元化”等等，而把通常意义上的批评理论称之为“概括”。虽然费希竭力说明“理论”不等于“概括”，但是两者间显然有密切的联系。如不论“理论”还是“概括”本身都没有实质性内容，却据称适用于普遍的具体个案。六十年代初的各种语言学学派（乔姆斯基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话语行为理论，巴赫金的语言范畴等等）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观点：发现并描述语言形式的普遍系统，将它应用于文本，以便产生正确的阅读。所谓“正确”就是超然于语言使用者出身背景、个人好恶之外，放之四海而能被普遍接受。这种对文学语言规律的“概括”就已经是费希所称的“理论”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法学理论界也在寻找类似的对法律行为的“正确”解释。当时法学理论界有一个重要说法：“实践本身的控制能力虚弱”，即实践本身不会为实践者提供实践行为所需要的控制和指导，需要依赖更高层次上更加普遍抽象的东西，即理论。但费希则认为：文学界或法学界这种想法太天真，因为理论提供的充其量只是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修辞”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加以利用，对实践并非不可或缺。也就是说，不论你的法学/文学理论正确与否，它都不会对实际判案/文学阅读产生明显影响。它只是实践的一个“元论述”，而不能开出如何进行实践的药方。切断了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之后，费希进一步切断理论本身相互间的联系。在《专业正确》里，他特别强调所谓“任务的专门性”（distinctiveness of tasks），即每一个学科都有各自的独特性、专门性与集中性（specificity and density），因此理论实践之间无法进行沟通或者转换。对于有人试图寻找一种理论视角来包容多种理论范围，如有的文学家想跻身于史学家或者哲学家，费希认为是个大错误，其结果反而会导致文学批评的终结。基于此，费希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和现实、理论和理论之间的联系一旦切断，理论也就真的没有什么作为了。费希反对把学科变成政治工具，认为批评的政治化在今天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作法。他说，如果认为批评理论应当产生实际效果，应当正面影响人们的实际活动，就太糟糕了。理论界常以女性主义作为理论影响现实的正面例证。费希则辩解到，学术界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也是如此）来自于大规模社会运动，而不是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了妇女解放运动。当然女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介入了社会运动，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学术实践，这些社会运动照样会产生和发展。他的结论是：要指望由学术思想来引发社会变革是极其困难的。费希承认，他的观点代表了近二十年法学理论界的一种“反理论”思潮，即理论行为尽管可以实施，但其最终结论通常站不住脚。在法学理论界，两个人可以代表不同的理论流派，但面对同样的法律事实，两人极有可能得出相同的结论；或者两人得出的结论相反，但原因并不是因为两人的“理论”不同。也就是说，“理论立场”和“实践”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因果联系。美国法学界曾经对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法展开过争论，在对美国宪法的阐释上有原本论（originalism，即对美国宪法的阐释要依照宪法制定者的原本意图）和阐释论（interpretivism，即可以用今日需要来解释美国宪法）之争。费希认为，不论持哪一种阐释理论，对实际判案的结果都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这种情况在文学研究里也如此。比如费希称自己是坚定的“意图论”者，认为文学阐释的合法性必须依照作者的原始意图来衡量。有人也许竭力反对意图论，但在解释具体诗歌时，这两种理论差异不会使文本阐释有明显的不同。费希并不掩饰自己的保守主义，直言不讳地说明自己的批判对象主要是以洛克（John Locke），霍布斯（Thomas Hobbes），密尔（John Stuart Mill），柏林（Isaiah Berlin），罗斯（Ross）等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