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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形式，但是八十年代后期情况有所变化：美国批评理论到了所谓的“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al moment），批评界出现对纯理论的反思。所谓的“纯理论”或者“元理论”指只满足于侈谈“理论”的理论，通常指解构主义或者拉康心理分析等伴随“语言学转向”的批评理论。这个时期的“批评理论学院”一方面注意反映、探讨各种新理论新方法，一方面更加注意批评理论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扩大“理论”的涵盖范围，把艺术，历史，思想史，甚至法学等包括进来。如2000年的研讨班六星期的专题研讨有四个：少数裔研究，文学系统论，二战时期的屠犹（holocaust）研究，加缪研究；内容上包括文化、文学、历史、思想史；两星期的系列讲座有两个：当代法国思潮、艺术史和英美当代诗歌理论；以及五个一次性讲座，内容包括性别研究，哲学，法学理论等。 “批评理论学院”主任尼克尔斯认为，所谓“后理论”的出现是批评理论对社会现实的反应。八十年代后期起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科技、文化事件，对批评理论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他认为，大凡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理论家们总会不约而同地关注历史：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就是批评理论和历史、地缘政治的结合，怪异论（queer theory）是批评理论和人类学结合的产物，批评理论进入人的主体问题（subjectivity）时便产生了当代（late）女性主义研究，离散族裔（diasporas）研究等，统称为“身份问题研究”（identity studies）。哈佛大学教授佳丁也把八十年代后期称为一个时代（后现代）的结束，标志了新时代（她称之为trans-modern时代）的开始。对这个新的时代，美国理论界尚没有做过系统的归纳，但是其存在（即它和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区别）却可以明显感受得到。如后现代主义原本就已经对形而上的“客观”、“真理”进行过解构，但是此时却发现虚伪和“操纵”其实充斥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醉心于精心挑选一些解构实例实在是显得微不足道。其实，“后理论时代”或者说美国批评理论在世纪末的变化，从更深的层次上说，倒是反映出当代美国批评理论的一种困境和无奈。首先，“后理论”所主张的“现实化”（contextulization）并没有改变传统批评理论的性质。它虽然想对批评理论近三十年过于文本化（textualization）作出反拨，但是取代 text 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这个context，而是“文本化了的现实”（textualized context），仍然是纸上谈兵。虽然当代批评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性别研究，族裔研究）的政治关怀似乎更强，但批评理论仍然还是一个“理论实践”（praxis），依然沉醉在话语层面兜圈子，始于词语，终于词语，并没有做到尼克尔斯所说的真正跨出从结构主义开始的“语言学转向”，对人的关怀（humanistic turn）并没有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问题的实质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解构主义，一切实实在在的建构不仅在理论上与之相背，而且实践上即使要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理论上行不通，实践上也就做不到。另外，由于语言和表征的任意性，解构本身也随时面临被自己消解的可能。因此一些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对理论的批判效果不仅十分怀疑，甚至十分悲观。如福科早就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消融异己力量，需要消除话语屏障，更好地控制话语传播，最大限度地降低异己理论的破坏力，因此也需要理论进行一些对现实不会造成伤筋动骨的“批判”。斯皮娃克也坦言，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相比，批评理论显得微不足道，用理论来“匡正时弊”只是理论家的“幻想”，自居“边缘”的“世俗知识分子”甚至就是中心的同谋。莫菲也说过，理论批判犹如摘除引信（defused）的炸弹，看上去来势汹汹，却不会给对手造成实质性危害。因此，当今的批评理论越来越学院化、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封闭在象牙塔里，沦为批判对象的工具，不停地复制出它原本想消除的对象，所以越来越难“批判”现实。其次，即使批评理论对现实产生过正面影响，这些影响在今天也在消失。以女性主义批评为例。佳丁指出，女性主义确实给妇女带来了解放，拥有了一些政治权力，尤其是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但是这些成就现在看来十分脆弱：女童教育确实比较普遍，但是即使在美国绝大多数女童只能上条件较差的公立学校；女性确实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大的支配权，但是后来才意识到女性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健康（避孕药会致癌），而性解放性自由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女性而是男性，“性解放并不等于女性解放”；职业女性确实在增多，但是近年的统计却显示，法学院、医学院的女生人数在减少，原因是法学、医学界仍然是男性把持的领域；男女两性的相互理解确实得到改善，但两性的社会角色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与此同时，传统思想以新的形式继续对女性施加负面影响：泛滥的化妆品、美容院“可以把最开放的新女性变为她维多利亚祖母所期望的那种洋娃娃”，电影女明星的粉脂气也抵销着女权主义的战斗精神。相似的理想幻灭感在族裔研究里也十分普遍：黑人区的犯罪率是在下降，但这是因为监狱里关押的黑人青少年犯人数量最多。九十年代出现的新形势也使女性主义难以应付，如佳丁所称的“拥有”（access）问题，即谁可以享有和掌握技术，科学，教育，信息，互联网，医疗福利。今日的美国社会正在两极分化，体现在对所谓的“四大要素”（空气，水，土，火）进行重新分配，无法“拥有”者只能住在遭到污染的城市，食用超市里经过化学处理的食物，忍受能源匮乏带来的不便。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美国存在一个不断庞大的中产阶级，即美国梦阶层，也从中产生出一大批独立意识很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但是现在这个阶层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两极间的分化越来越快，相互转化越来越困难。此外，早期妇女解放运动追求的目标现在也显得脱离实际。如非洲大陆眼下正因为艾滋病的肆虐而濒临死亡的边缘，这种时候对那里的妇女谈“节育”、“堕胎”、“身份”便没有任何意义。以前女性主义的口号是：帮助非洲姐妹接受教育，现在则认识到更加紧迫的任务是挽救那儿的生命！而批评理论对此则束手无策。理论的困境还产生于学术界内部对批评理论的偏见。周蕾在本届“批评理论学院”的讲座里几次抱怨，美国的主流学术界至今对文化研究，族裔研究，影视研究等视为旁门左道，设置几个荣誉岗位（chairships）只是点缀之用。佳丁的感受更深。她说，在美国大学（尤其象哈佛大学）中女性主义理论并不受普遍认可。哈佛的学术风气一直非常传统，讲究温文尔雅，没有人会向你吼叫，但是却使你时时意识到：学术研究有真正的学问和短暂的时尚（fades）之别。通常情况下，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等是有一席之地，你可以开课，指导学生，别人对你彬彬有礼，但你总会明确无误地感到：这些不是正宗的学术，你不是真正的学者。我曾经向她提到，哈佛英语系有凯利（Robert Kieley）讲授后现代主义，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研究新历史主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擅长后结构主义，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是研究非裔美国人的专家。但佳丁说，英语系是个大系，从事理论研究的也就这么区区几个人，其他人多认为批评理论的出现是个不幸的事件，希望它是过眼烟云。另外，哈佛没有人做性别研究。她1999年秋季开过一门课，叫“女性主义理论及其问题”，有时会请社会上的人来“现身说法”。一次请来一位女同性恋博士生，她有强烈的愿望想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当她说出自己的打算时，教授们都表示支持，但寻找导师时，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出面。八十年代时理论族们很乐观，以为批评理论势不可挡；可是到了九十年代末，这种乐观情绪已荡然无存。一个客观原因是工作难寻，一肚子批评理论的博士生很难在大学谋到职位，这和琳达•哈钦三年前描述的乐观现象很不一样。在本期SCT的开幕式上，康奈尔大学教务长发言，强调康奈尔大学愿意在这种困难时刻支持这门学科。尼克尔斯在介绍周蕾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英语系的安德森教授（Amamda Anderson）时，宣传这两位理论新秀都在获得博士学位不足十年的时间里便晋升教授，获得chairship，要博士生们以她们为榜样，不要气馁，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今日批评理论的不景气。批评理论悲观的另一个原因是所谓的“保守派回潮”（back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