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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势,全国的商品,只要是蒙古人需要的,都可以运到。同时,把内、外蒙古草原深处的牲畜和畜产品、土特产品等,大量运销长城以南及全国各地。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再次是“随军丝绸贸易”。它源于平定大小和卓木的叛乱期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发起第二次进攻之前,用丝绸向阿克苏等地居民换取军队急需的粮食而进行的贸易。这种贸易不仅为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时间,也为清朝政府在新疆扩大政治影响,建立政权,活跃当地的社会经济,更为在整个新疆地区开展“丝绸贸易”奠定了基础。其后,清政府不论是同准噶尔,还是同哈萨克、土尔扈特及整个新疆地区的贸易,开始时都以丝绸贸易为主要手段。以上三种贸易形式,基本上反映了清朝前、中期在长城带经济交流的概貌。总的特点是,由清朝政府最高统治者、特派要员、各地政府官吏制定政策,进行直接贸易,或指定商人进行贸易,政府予以严格管理和控制。进入清朝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清政府对商人贸易活动的控制相对松弛,民族民间贸易随之兴起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各民族商人,逐步冲破清朝的禁律,如“旅蒙商人”和“边客”①等,他们甘冒风险,深入内外蒙古、青海的蒙、藏等民族地区进行贸易。据统计,“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活跃在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旅蒙商人数已达20余万,定居的大小商号约五百余家。他们在库仑、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建筑了许多宽敞的商铺、货栈和住宅,形成了蒙汉等族进行贸易交换的‘买卖城’”。[18]张家口等地则成为他们的供货基地,仅每年从这里运往库仑、恰克图等地的砖茶一项,就达3240余万斤。甘、宁、青、新疆等西北地区的民族民间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突破清朝政府单纯的“茶马贸易”、“丝绸贸易”形式。各民族都加入了贸易活动,其中甘、宁、青的部分地区,则成为长城带东部乃至中国南部,同西北和中亚等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扩大和深入,整个长城带的经济文化交流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进入长城带的是沙俄,不平等条约签定后,英、美、法、日等国也陆续侵入,除沿海、中原地区之外,陕、甘、宁、青、新疆等地也都有外国商人活动,许多地区设有他们的商行,比如,即便是内蒙古小城多伦,到19世纪后期,已有英国的庆昌和、怡和,美国的美丰,日本的三井等七家洋行。西北地区的许多城市,外国资本主义商人,都建有他们的贸易据点,如兰州、西宁、新疆的喀什喀尔、阿克苏等,沙俄则在塔城等地建立独占“贸易圈”。外国资本主义商人与他们培植的代理商、买办、高利贷者勾结在一起,占据了这里的统治地位。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同中国商人争夺市场,倾销商品,大肆掠夺原料,破坏了原有的商品关系,许多中国商人经营困难或破产,使整个长城带不同程度地走上了半殖民地道路,长城带的经济文化交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总之,有清一代,长城带的经济文化交流特点是:前期由清政府及其最高统治者发起并直接控制;中后期民族民间贸易兴盛,规模大、范围广、影响面宽;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品涌入,国内经济交流破败,原来的经济文化交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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