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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育了各民族的商人队伍长城带的经济交流,历代各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尤其在国内外贡使和商人往来的传统交通通道和城镇,在不同民族居住区接界而又交往频繁地区居住过的各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贸易活动。由于长城带古代民族变化很大,这里不去追溯那些曾经参与过贸易活动的古老民族,仅以当前民族为例说明。居住在这里的民族之所以较多地参与贸易活动,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民族根源的。综合其因,大概有以下两点为主:①深受往来贡使和商人队伍的影响。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看着那么多商人穿梭往来,如此大量的货物来来往往,牟利很高,有利可图。耳濡目染,深受商贸经济影响,遂由服务到逐步参与。长期的历史积淀,使这里的民族自然形成了经商习惯。②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尤其少数民族,不似汉族那样深受“商贸为末业”的思想禁锢,束缚较少,也不像汉族那样鄙视商人和商业活动,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勇敢地去经商,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一批经商之人,以致逐步发展成商贸队伍,同时形成一些有较多人经商的民族。最突出的是众多交通通道,尤其“丝绸之路”沿线一些民族,如维吾尔族、东乡族,甘、宁、青等地区的回族,以及一部分蒙、藏、哈萨克等民族,有较强的经商习惯,有较多的商人。其次是居住在长城沿线省份和城镇的部分居民,受关市、私市、民市贸易的影响,形成一批商人。如著名的晋商———山西帮、旅蒙商人、宁夏回回商人,另外,陕西、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区,也都有一批商人参与。

5.开辟并形成联系国内、国际的四通八达的商贸道路交通网络秦朝建成以长安为中心,通往长城沿线各地的驿路,可视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之始。汉代张骞通西域以后,形成联系国内外贸易的交通通道,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网络。因为,其一,此后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使者穿梭于道,从事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其功能不再是单纯的驿传。其二,汉与匈奴“通关市”,开启由官方控制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之先河,这些交通通道担负起经济文化往来的主要功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自汉至隋、唐,长城带形成了几条联系国内、国际著名的交通干道。一,以长安为中心,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和新疆,通往中亚、欧洲、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印度,即世界公认的“丝绸之路”西段。这条干道,在不同历史时期,它的具体走向又不完全相同,而且有南路和北路之分。这条路自起点长安向东,沿燕山南麓东行,经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过鸭绿水(江),达朝鲜半岛,延抵日本,是为“丝绸之路”东段。此段也是通往整个东北和黑龙江流域的主路。二,以长安为中心的南北干道。这条路古已存在,至唐代发展成盛大规模,它的基本路线是从长安北行,经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西),再北行经鹈泉(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北)至漠北,抵回鹘牙帐(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哈尔和林一带,或是哈喇巴剌哈孙遗址),在历史上,这条路有时又称作“参天可汗道”。元至清,起点移至北京,北行经张家口等地至内外蒙古各地。在唐代、元代和清代,北行路线又是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穿越阿尔泰山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附近)前往亚、欧各地,有的学者称它为“欧亚草原之路”、“地球的纽带”。南北干道,从中心起点往南,通往中原及江南各地。历史上所形成的四通八达交通网络的其他部分,限于篇幅,不一一考证。交通网络既在长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形成,又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

6.形成一批在国内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起桥梁与纽带作用的城镇长城带交通网络的形成和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衍生一批城镇。当今长城带上的大多数城镇,都与经济文化交流有关。许多城镇,明清时已经基本形成规模和影响。西安、北京已是国际著名大城市,张家口、大同、延绥(今陕西榆林)、宁夏镇(今银川)、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甘肃镇(今甘肃张掖)、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塔城、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宁以及东北地区的开原、广宁(今辽宁北镇)、卜奎(今黑龙江齐齐哈尔)等等,都是历代各民族在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时,商业贸易、物资集散的中心地。最典型的例子可以多伦诺尔(今内蒙多伦)来说明。其实,多伦直到今天在中国地图上还是很难找到的小城镇,但是,它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多伦会盟之前还是一片优良牧场,会盟后,随着旅蒙商人的发展,商业活动的扩展,逐步变为一个物资集散、商贸人流、物流繁盛的城镇。它集中反映了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城镇形成的影响。而商贸城镇的形成,又在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起着桥梁与纽带作用。7.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对形成区域性共同文化———中国北方文化,对融汇形成共同的中华文化,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历史上,长城带各民族都曾创造过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同时,在经济文化交流中,各民族文化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吸收,既继承本民族文化,又大量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本民族文化发展,进而形成区域性的各民族共同文化,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融汇性。我们今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过不同民族的影响,而且绝大多数文化,究竟最早由哪个民族创造,很难说得十分清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的融汇情况,上文已有所涉及,不予重复,仅再举两例。语言、文字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汉语汉文成为长城带各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局部地区,也有数个不同民族共同使用一个民族语言或文字的现实。在长城带居住过的古今民族,诸如乌桓、鲜卑、契丹、回、东乡、满等民族就采用了汉语汉文。同时,各民族语言文字,都吸纳有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甚至利用其他民族文字的情况。曾经出现过的西夏文字、契丹文字都借用了汉文的笔画或偏旁等。总之,语言文字充分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融汇性。长城带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同样是数千年来这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交流中相互影响的结晶。比如,乐器中的笛、琵琶、箜篌、胡琴、羯鼓、腰鼓、唢呐(苏奈尔、锁奈)等,由长城带西部或其以外地区传入,现在成为长城带乃至中国的民族乐器。音乐音律、四方歌舞以及杂技艺术在长城带的影响更是十分突出,如龟兹乐舞,自南北朝传入中原,极受欢迎;隋唐盛行西凉乐舞,有“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6]的记载;同样,长城带各民族对宋词、元曲、戏曲(尤其是北方戏曲)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至今,北方音乐、舞蹈、戏剧、歌曲中那高亢、奔放的特点,为各民族共同创造,成为长城带文化的特有现象。整个长城带各民族的节日文化、民族风俗,有极大的共同性或相似性,同样由各民族在长期经济文化交流中相互吸收、融汇、积淀而成。总之,长城带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我在《论长城带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地位》(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费篇幅。

二、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之变迁

长城带数千年的经济文化交流,历代都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突出,有些变化不很明显,难于察觉。有些变化文献有记载,有些变化则没有记载,只能靠我们去分析,靠我们从其他角度去发掘。正因如此,分析论述难免以偏概全,若有偏颇之处,请方家不吝指教。

1.秦以前的无序自然交流长城带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朝初年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内,虽然有一定规律可寻,但是,却处于无序的自然状态。因此,人们只能从考古材料中、从有限的文献所能提供的信息中,去分析、推断。《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述略》一文,已从物流上、从人们血缘上所得到的信息探明,古代人类曾经在整个长城带及其以外地区,进行过相当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严格讲,直到汉朝以前,这种交流仍然处于无序的原始状态。

2.汉朝开启官府控制的定点定时交流汉朝初年,汉与匈奴“定和亲”、“通关市”之后,长城带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中央政府与其他地区民族上层之间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的大权,主要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虽然如此,它毕竟开创了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有约定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不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新形式。此后,通过“和亲”和“关市”,匈奴不仅得到中原女子为夫人,更主要的是,他们同时可以得到和换取数量可观的生活和文化用品。不难看出,不论是和亲,还是通关市,都可以使畜牧业民族不用通过武力抢掠,便可以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