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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部分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用以补充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继汉朝之后的历代中央政权,同曾经在长城带建立的割据政权之间,各割据势力相互之间,都相互进行过“和亲”、“关市”、“互市”、“贡”、“赐”等贸易形式,成为长城带上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各国相继派使臣和商人来汉朝通使、通贡,在他们带来西域各种物品的同时,更把汉朝的各种物品带回西域。值得注意的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各割据政权的边吏、守边将领和官兵走私贸易的情况,比如,北魏文成帝(452—465年在位)时,陕城守将崔宽,曾经把弘农出产的蜡、竹、木等物资,运往南边去出售,因而获利致富。[7]又如,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北魏与南朝刘宋交兵于彭城,刘宋军队的首领蒯应被北魏俘获后,“魏主遣应至小市门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骏予之,仍就求橐驼。明日,魏主使尚书李孝伯至南门,饷义恭貂裘,饷骏橐驼及骡”。[8]与走私贸易的同时,民间的私市活动也广泛进行,比如,梁与魏接界附近的郁州(今连云港)人多与魏人交市。[9]这样,为长城带数千年持续不断的经济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形式,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变化。

 

3.唐宋交流扩大的杂容时期唐、宋时期,长城带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了新的扩大和变化。尤其进入盛唐,作为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实行空前的对外开放政策,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十分广泛的联系,进行着空前规模的国内、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和“朝天至尊道”成为世界最繁忙的道路,中外商人络绎于途。唐玄宗开元年间,南疆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以及北疆的轮台等地官府,尊令征收来往客商的商税,曾达到“各食其征”[10]的程度,可见当时的贸易规模非同一般。而地处长城带的国都长安,则成为交流的中心。在唐代国内的经济文化交流中,长城带最突出的是“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唐初,以缣帛、茶叶等为大宗货物,换取回纥、吐蕃等民族地区的马匹。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宗以回纥助唐有功而“厚遇之”,双方约定,回纥“岁送马十万匹”,而唐则给每匹马缣帛十匹甚至四十匹的超值价格进行不等价交换,这样,唐朝每年以大量的丝绸缣帛换取回纥马匹,时称“马价绢”,后人称之为“绢马贸易”。此外,回纥人也以马匹交换茶叶等物资。回纥人从唐朝换回的各类物资,除满足自用之外,大量转运到中亚乃至欧洲等地,回鹘(回纥)成为最大的中转商。另一项大宗贸易是“茶马贸易”,它包括唐与吐蕃等各地各民族的贸易。唐朝虽然规定市肆买卖和开设作坊仍然在城市的固定地点,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交流的扩大,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此时,在城市的居民区和郊区,已开始出现一些店铺。同时,在水陆交通要道开始出现了一些“草市”,进行着一定规模的集市交易活动。宋、辽时期承继唐朝影响,继续对周边和西域商人的贸易。并且,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较前代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展。除城市的市肆繁华之外,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出现了“草市”、“墟市”等集手工业作坊和集市贸易于一体的贸易交流场所———坊场。这种情况,从当时的税收中、从当时的诗词和艺术品中都有反映。而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宋代开始出现了纸币———“交子”[11]的发行和局部使用流通,而且,北宋政府在开封等地设置了“交子务”,专门负责纸币的发行。唐、宋时期,长城带成为回鹘和西域商人活动最频繁、人员最多的地区,仅唐朝的国都长安,经常居住的西域商人就有两千多,其中回鹘商人达千人以上。长安之外的洛阳、开封、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等不少城镇也有回鹘等商人经常居住。他们除进行商业贸易外,还“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12]甚至施放高利贷等。总之,唐、宋直至元朝建立以前的600余年间,长城带的经济文化交流发生着极大变化。

 

4.元朝短暂的放松与明代严控扩展时期元朝统治虽不及百年,但在中外交流史上却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对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非常巨大。一是由于蒙古的统一,广泛设立站赤,增辟新的驿道,大大减少了丝绸之路古道上的此疆彼界,方便并活跃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二是元朝统治阶级鼓励商人,尤其是回回商人进行贸易,使唐宋时期曾经出现过的繁盛景象重现。三是又一次出现了人员的大流动,尤其以商人和手工业工匠为主的大流动。因而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大交流、大融汇,出现了学者所说的“甚至古代丝绸贸易最为繁忙的时期没有传入欧洲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在十三、四世纪亦传入欧洲”[13]的形势。明朝,长城带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新变化。为防止蒙古南下,加强了对于蒙古的防范、限制,关市贸易十分严格,就连曾经帮助朱棣靖难有功的朵颜三卫,每年在“马市”进行的朝贡贸易,最多也只不过三次。[14]对北部蒙古则设九边严防。在西部,明以“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15]之心态继续唐宋时的“茶马贸易”,鉴于它的政治目的,茶马贸易控制十分严格,甚至出现过“驸马都尉欧阳伦以私茶坐死”[15]的严法。此即“东有马市,西有茶市”之状况。明朝规定的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也是时断时行。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的扩大与需要,交流继续发生着变化。正统三年,明廷允准脱欢的使臣在大同停留,并“听其与民交易”。[16]其后,应大同巡抚卢睿之请,开放大同马市,允许军民买卖马匹及其他牲畜。大同马市的开放,标志着南北两区统治集团之间的贸易开始转向民族民间。弘治末,辽东马市从官市变为民市,交流不仅限于马匹,已扩及其他物资。嘉靖以后,民间的私市逐渐发展,民间私市主要在边兵、边民与牧民之间进行,贸易物品、农区输往牧区的商品,除牧民所需日常用品外,也包括了明王朝严格禁止输往蒙古地区的铁器和兵器。私市地点,涉及东部的吉林、辽宁,沿长城向西延伸至甘肃、青海等地区。私市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了边兵在牧区“分定虏帐,交结酋妇”[17]进行买卖的专卖区。但私市在经济上的影响毕竟有限,远不能满足广大牧民的需要,两区的矛盾仍然尖锐。直到1571年“隆庆和议”以后才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后,由于官市和民市的开放,私市衰落,而民市日益兴盛,逐渐取代官市而占居主导地位。并且,在蒙汉人民的要求下,又开设了每月一次的月市和数日一次或随时开市的小市。月市和小市的开行,进一步方便了蒙、汉人民的需要。随着贸易交流的扩大,许多商人除入市贸易外,坐商开始在张家口等城镇开设各种各样的店铺,如张家口有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临清布帛铺等。为此还形成了一批为其供货、服务的商埠,如,今天河北省香河县境内的河西务、北京通县境内的张家湾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明代通过“丝绸之路”的陆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仍然保持着相当规模,但形势已是强弩之末,呈现出衰落的局面。

 

5•清朝官府控制的大规模民族、民间贸易兴起,近代贸易发生根本变化清朝空前统一局面的出现,为长城带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曾经出现过较好形势,有较大的发展和变化。但是,随着中国进入近代社会,长城带的经济文化交流发生了急剧变化。清朝前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经贸交流,随着统一全国、巩固政权的军事进程和需要展开,并逐步扩大发展起来。如前所述,由清朝政府和最高统治者直接发起、扶持和控制的经济文化交流,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最突出的就是“茶马贸易”、“旅蒙商贸易”和“随军丝绸贸易”,它们构成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中最有影响的贸易形式。首先是“茶马贸易”。自唐代以来就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与西北地区各民族间以茶易马贸易。清承明制,清初予以恢夏,在西北设立了数个茶马御史,专门管理这项贸易事务。其实,茶马贸易并不是单纯的以茶易马贸易,而是涉及多项物资的交流。其次是“旅蒙商贸易”。它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以后,在平定准噶尔叛乱时,朝廷令一批商人随军转运军粮、军马和军用物资,为清军作战服务,同时,也同意他们在沿途同蒙古牧民做生意。三十五年,康熙皇帝应参加多伦会盟的蒙古贵族之请,同意派商人进入草原贸易,并对商人采取鼓励、保护政策,发给部票(龙票),还给部分商人封官授爵。于是出现了旅蒙商人,形成了“旅蒙商贸易”。旅蒙商人主要是来自山西、河北、陕西、北京、天津等地的汉、回族商人,形成了“山西帮”、“河北帮”等。他们深入整个蒙古地区,将各种物资运往牧民驻地交易,整个蒙古草原出现了商品大量增加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