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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传统,主动抗拒殖民者不动声色的文化掠夺与文化暴力,才能够在对历史与记忆的把握与讲述中真实还原出自我的非洲文化身份。生存个体通过文化身份的寻找与建构深刻地认识并表现自身。与之相对应,作为文化主体的集体更加需要不断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以传递非洲民族精神的内涵。美国黑人音乐,尤其是布鲁斯和爵士乐,作为非洲根文化的承载,具有呵护与哺育群体成员的功能。它贯穿于黑人群体颠沛流离、几经辗转的命运,是黑人生活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也是彰显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独具一格的主旋律。黑人特有的音乐形式起源于日常的繁琐生活和沉重劳作,又通过家庭集会等群体活动不断融入新的元素,最终趋于稳定与完善。或唱或答的自由形式,或低吟或呼喊的灵动曲调,或跳跃或重复的深情歌句无一不是黑人真实内心与生存智慧的完美演绎。无法被禁锢的黑人歌声具有抚慰与疗伤的作用,正如小女孩克劳蒂亚所言,无论生活多么困难,“在妈妈充满喜怒哀乐的歌声里,伤心的往事不再令人心碎,反而使我相信:痛苦不仅可以忍受,还甜蜜蜜的。”莫里森毫不吝惜笔墨,不仅多次在作品中展现黑人男女老少围坐一圈即兴演唱、手舞足蹈的生动场景,还直接借用“爵士乐”一词命名自己的第六部小说。更为重要的是,莫里森没有满足于停留在对音乐本来面貌的如实刻画层面,而是非常巧妙地借鉴爵士乐这一音乐形式的即兴演奏方式与多声部交替手法,将它作为自己独特的叙事手段编织作品,串连起一曲萦绕于怀又满溢激情的爱的乐章,拨奏出黑人群体灵魂与生命的最强音。非洲离不开音乐,音乐也无法摒弃非洲。被抑制发声的非洲黑人民族正是以其独有的方式在布鲁斯的重唱与爵士乐的节奏中歌颂着美丽的黑色生命之魂。 (二)客体影响下的身份言说与非洲主体通常不被正面言说的沉默状态相对应,不论是欧洲的白人文化在场还是美洲新世界的在场,都是他者视野下的在场,也都无一例外地从另一个角度使黑人文化身份被言说,影响着黑人身份的自身建构。美国黑人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60年代将近一个世纪的命运变迁,先后经历了从“南方奴隶———黑人自由民———北方城市的中产阶级———企图融合白人主流社会遭到排斥———在寻根祖先中得到心灵洗礼”的过程。欧洲白人文化凭借它们的政治强权与发达经济有力影响着非洲的自觉发声。因此,无论是否赞成欧洲在场,有关“权力与抵抗,拒绝与承认之间的对话”都是“始终存在的”,它无孔不入地“从我们音乐的泛音”深入到“非洲的基音”中,在每一个节点上与非裔美国黑人的生活“相切和交叉”。同时,作为与欧洲在场紧密相随的美洲伙伴,并非指涉狭义上的第一世界———美国,而是“许多文化交流交汇的枢纽”的象征,它是“来自地球上每一个其他角落的陌生人相互冲撞的一片被欧洲殖民者业已掏空了的空旷之地”。历史上,无数非洲黑人被迫踏上命运的旅行散居于此,徘徊在陌生与隔绝的身份失落的空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洲新世界在场本身就已标志着“族裔散居的开始”,标志着“多样性、混杂性和差异的开始”。显而易见,文化身份一旦置身于以上两种强大的客体在场的交错影响中,便不可避免地要受控于多种动态因素的制约,他们在不断适应、改造与应对新的差异的过程中使得自身变得更加复杂、矛盾、不确定。美国黑人遭受过两次奴役:首先是被白人贩卖到美洲充当奴隶的“肉体奴役”,继而是被白人竭力以其文化泯灭黑人古老质朴传统的“精神奴役”。面对欧洲白人与美洲新世界的敲击,非裔美国黑人在现实制度与精神追求两个层面上发出了无奈而深沉的回响。奴隶制的惨绝人寰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和之后广泛推行的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政策一同被视为美国历史现实的阴暗面,共同折射出美国黑人寻找文化身份的艰辛历程。《爱娃》是莫里森集中鞭笞罪恶奴隶制度的一部力作。小说扉页上题写的“献给六千万甚至更多”既是对已逝黑奴的深沉告慰,又是对根深蒂固的奴隶制度的血泪控诉。身为奴隶,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哪怕是爱自己亲生骨肉的权利。为了拯救两岁的女儿,使她不再沿袭黑人奴隶的悲惨命运,黑人母亲赛丝宁肯选择采取亲手结束女儿生命这种极端方式,也不愿再让女儿留在人间受苦。她的无情谋杀却胜利宣告了女儿在另一个世界重获自由之身。小说开篇阴森诡秘的场景以及贯穿全书始终的悲戚笔调,全都导源于令人不忍追忆的奴隶制度下的暴行逆施。在另一部小说《秀拉》中,莫里森诉诸简洁的粗线条勾勒,为读者呈现出小女孩奈尔儿时记忆中的沉重一幕:由于搬运工错指了车厢,奈尔由母亲牵着,无奈又尴尬地从“一节坐了二十几个白人男女的车厢”中匆匆穿过,走向那节“挂着黑人专用牌子”的车厢。时间仿佛在短短的车厢里凝滞不动了,母女二人像被活生生拉出来展示一般,走了很久却望不到尽头。种族隔离政策的实施不仅侵犯了黑人的生活空间,还从心理上严重扭曲了黑人原本的价值观,使得更为致命的种族歧视行为在美洲新大陆上肆意泛滥。不平等的种族歧视不仅表现为黑人自觉的白人至上的内化歧视,还表现在他们自己将矛头指向黑人社团内部,向文化群体内部那些肤色更黑、非洲特征更为明显的黑人发起挑衅。有色的人类本应像一座缤纷的花园,各种颜色的花朵在其中竞相开放。可是现实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白人社会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奴隶主的残暴镇压令黑人群体在身体上慑服于白人文化的消极移入,又同时对白人文化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恐惧、模仿与渴望。无数被奴役的黑人纷纷梦想着“拥有自己并非与生即具的东西,去采用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更美、更靓、更好的颜色”,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黑人小女孩佩科拉“久久地坐在镜子面前,想发现丑陋的秘密。”她把自己的全部不幸归结为缺少一双白人小女孩的蓝眼睛,于是整日憧憬着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象征伟大的白色皮肤与代表广阔的蓝色眼睛。佩科拉的母亲波莉则完全沉浸于她在白人雇主厨房中度过的时光,将其视作“更明亮、更可贵、更怡人”的生活。随着这种畸形的幸福感的累积,波莉体内原本五彩斑斓的色彩———“代表激情的红色,代表无尽欢乐的黄色,代表安静的绿色———都已被漂成了白色。”这种“基于肤色等外部特征上的自我遐想的优越感只是黑人软弱无力的表现”,由种族歧视发展而来的白人内化情结使黑人内心的价值判断严重脱轨,一方面极大地损害了黑人对非洲根文化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又迫使他们成为既不被白人社会接纳,同时又游离在黑人社会之外的可悲的漂浮人,最终导致黑人社会的彻底分裂。非裔美国黑人无条件屈从于奴隶制度,并在长期被奴役被殖民的过程中逐渐认同了白人政策中最为恶劣的种族歧视,他们对自身的否定与憎恨源自居于主导地位的白人文化意识。于是,黑人主动以白人的价值观审视衡量自身,非洲黑人的文化身份也在这种白人目光的注视中被强权文化无形改写,黑人将自身改造为积极投射他者态度的一面镜子,用他者目光的碎片拼凑出一个失去本真的自我,在对自我价值进行贬低与憎恨的同时盲目美化着欧洲白人世界与美洲统治者的形象。“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同一社会背景下相遇时,可因各自的经济、政治实力和影响的差异而形成强势和弱势的区别。强势文化往往强化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凭借其有利地位,对弱势文化发起一轮轮冲击”。包括莫里森及其笔下人物在内的非裔美国黑人,无一例外地遭遇着强势文化的侵蚀与打磨,而这种渗透在思想意识中的侵略无疑给文化身份建构带来了一场致命的灾难。欧洲白人与美洲新世界的合力作用于黑人精神文化层面,浓缩在美国非裔黑人特有的双重意识中。双重意识是美国非裔独有的两种文化身份。杜波伊斯曾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对美国黑人的双重意识问题作过一个经典的阐释:“一个人总是感觉到他的两重性———自己是美国人,而同时又是黑人;感觉到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可调和的努力;在一个黑色身躯里有两种相互较量的理想,唯有躯体顽强的力量才使它避免了被扯得粉碎。”这种双重意识的存在深刻影响着美国黑人的意识形态与行为选择。《柏油娃》中雅丹和森正是各具双重意识的一对青年黑人男女,他们在黑白两种文化中因为各自的不同选择而相互冲突。森是非洲黑人文化传统的忠实捍卫者。他亲近自然,迷恋故乡,向往埃罗的淳朴生活,痴守着黑人社区的各种风俗与美德。然而他的爱人雅丹却是当代白人主流文化一手造就的“柏油娃”,是一个极度欧化的非裔后代。由于双重意识的介入,这两个人物的相识相恋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而被赋予了浓重的身份探究色彩。美国黑人“希望同时做一个黑人和一个美国人,而不至于受到同胞的诅咒和唾弃,不至于被机会拒之门外。”森与雅丹都试图融入到对方代表的文化身份中去,但均以失败告终。如何将双重自我合并成一个“更美好、更真实”的自我也就成为莫里森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