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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会学校在传播基督教义过程中,把西方学术文化引入和传播到中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教会学校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加快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教会学校对近代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对中国民众意识的启发起了积极的作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现对教会学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加以阐述。中国近代化的新式学校是由西方传教士首创的。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创办的马礼逊学堂是第一所新式学堂,也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创办学堂的开始。虽然教会学校的产生发展是以外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为背景,它在理论和实践上总是与侵略者的殖民扩展活动联系在一起,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存在,它向刚刚被动地步入近代社会的中国展示着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并传授西方近代文化和科技,给沉闷的封建教育氛围带来了清新之风,给中国的近代教育以启迪和借鉴,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在近代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教会学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一、教会学校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早期教会女学堪称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声。教会女学校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清末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女子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有着悠久的女子教育的历史,却没有女子学校。妇女是禁止跨入学校大门的,只能被关在闺门之中接受家庭教育。妇女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培养贤妻良母,教育的内容是灌输“三从四德”。中国这种拒女子于学校教育之外的教育制度,自先秦一直延续到清末。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19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创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教会在我国开办女塾是女子学校教育的萌芽。中国女子接受学校教育,是以西方教会在我国开办的女塾为开端的。在基督教教义中男女是平等的,获得相同的教育机会是男女平等的体现。为了使我国妇女获得学校教育的机会,传教士于19世纪20年代开始办小学程度的华人女塾,最早的华人女子学校开办在新加坡。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的传教士阿尔德塞女士于1844年在宁波开设的女塾是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就有了至少三所教会女校。此后,相继而起的教会女子学校有镇江宝盖山的镇江女塾、上海和天津的中西女塾、苏州的景海、南京的汇文、九江的儒励、汉阳的训女、长沙的福湘、福州的陶淑、广州的英光、北京的贝满等女子学校。[1]据统计,到1877年止,基督教在华所设女校82所,女寄宿学校39所,共招收女学生2101人。[2]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女子学校,促进了西学在我国的传播,对我国自办女学起了示范作用,也为教会和非教会学校提供了师资。1898年5月31日,经元善等人以上海中西女塾为楷模,创办了近代中国人第一所自办的女校———经正女塾。这是中国人自办女学的先声,开启了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新风。 (二)西方教会率先在我国开办了女子大学随着我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外国教会在我国开办了女子教会大学。1905年,清末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女子高等院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方告成立。它仍比1919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早了14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在该校最初的15年中,毕业于本科四年级学程的学生有31人,毕业于职业科两年学程的学生共有41人。此后,先后成立的教会女子大学有华南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大学等。其中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于1915年,该校的不少毕业生成为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为我国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我国著名教育家、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就是教会大学培养的我国知识女性的杰出代表。教会大学是我国女子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它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教会大学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现代文化素养的女知识分子,开创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 (三)促进了清末妇女解放思想的思潮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即便是清末,人们(包括女性自身)仍要求妇女恪尽各种妇道,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象绳索一样束缚着广大妇女的行动和思想。但是教会女校一经产生就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基督教义认为,在上帝耶和华面前,人们都是自由平等的兄弟姐妹。而此时来华的基督教各宗各派,几乎又都是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经过改良的宗教派别,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天赋人权等思想,已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宗教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乃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再加上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因而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带来了西方近代开明的男女平等的妇女观。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在妇女观方面也显示出来。正如《剑桥晚清中国史》一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新教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的原则,而且决心投入一场十字军运动,以争取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传教士在宣扬福音的同时,亦强调“上帝造人男女并重,自然之正理”,进而从男女并重出发,对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进行了批评。他们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介绍西方的妇女观及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情形,谴责缠足、溺婴和包办婚姻等恶俗,提倡发展女子教育,鼓吹“女学愈先,国势愈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同时,开展了办女学、兴西医和倡节制等有关妇女的社会改良活动,他们还对中国的缠足恶习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接受近代教育,破除陈年陋习,这一切使教会女校的学生逐步走向自强与自立。她们毕业后,成为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等。作为正规教育的学生,她们的自身价值受到了社会的承认,具有示范性,而且她们也积极提倡国内的妇女解放,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并开始改变了清末中国妇女的教育现状,打破了长期以来束缚中国妇女的思想樊笼,培养了中国近代,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掌握现代知识、自信、自立、自强的职业女性。西方传教士提倡女权、创办女学的种种努力,对改变中国传统的妇女观念,唤醒清末妇女的觉醒意识和推动近代中国的妇女教育均有不容抹煞的积极作用。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二、教会学校加快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教会学校加快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给中国教育带来了新的教育模式1860年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宣教工作。随着传教的深入开展,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教会学校教学内容多样化,它传授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3]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教会学校将西方的教育方式传到中国,打破了私塾死板的教学方法。西式管理、西学课程和西方化的教风使其对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形成了挑战,并与之冲突、融合,对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的变革起了借鉴作用。无论从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目标、教学方法等哪一个方面讲,教会学校都大大加快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从教育对象来看,教会学校学生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从贫困百姓到官僚绅士子女均在招生范围之内,从而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的范围,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养,这比中国传统上偏重培养少数男子的精英教育更具有进步性,更接近现代国民教育;从教育内容来看,传统的中国教育是一种单纯的人文通才教育,教育内容不外